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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2]。
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
。
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在“寻求最高原因”
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
，本体则是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
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
以“形而上学”
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一种同现实的人无关的“终极存在”
出发去理解真、善、美，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
这种哲学形态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它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
因此，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3]哲学应该从“天上”
来到“人间”
，关注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关注人类解放。
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代课题。
这一时代的内在矛盾、时代课题必然要在理论上反映出来。
首先在理论上反映这时代课题的，是英国和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找寻规律性”
[4]。
傅立叶认为，“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
。
在傅立叶看来，社会运动规律就是“情欲引力规律”
，人类内在的情欲与外在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社会的变革是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而不是依行政系统为转移的。”
圣西门进一步指出，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形式都好，但这仅仅是形式，而确立所有制才是本质。
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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