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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对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容更深化了。
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工具发展史，并把人的生产工具同动植物的器官进行了比较，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工艺学”
——动植物的器官作为动植物生活的生产工具怎样形成的历史，而社会工艺学——“社会人的生产器官”
怎样形成的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
[23]由此看来，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应该是以社会工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
是指，如同自然界动植物的发展是立足于自身器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样，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立足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
任何夸大这方面意思，把“自然历史过程”
上升为社会发展的预成性、单线性，认为一切民族的发展都必须经过一条唯一的道路，都将会对社会和人类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工艺发展表现为一个有序的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这条演化道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达到。
其中有“自然发生的”
、“派生的”
、“中间的”
、“典型的”
等各种形态。
这里，我们必须把如下几个方面区分开来：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是有特定坐标系统、特定条件的。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是以欧洲为坐标系来考察社会发展道路，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研究的典型是英国。
马克思绝没有要求所有民族都走同样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这一点。
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24]在分析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常常指出，“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
、“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
等。
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自然历史过程”
理解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没有把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看成是预成的、所有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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