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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东方社会无疑是落后而陈腐的制度，“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
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新式工业”
，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
这就是说，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社会进步。
正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
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
，马克思的态度是极为冷峻的。
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维护道德原则”
，西方社会“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以便“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结果却是东方社会的“崩溃”
、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
历史尺度与伦理原则在这里处于离奇的对立和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以道德沦丧、民族灾难为代价。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
[60]马克思借用“悲剧”
这种戏剧样式，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的决斗”
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从而说明伦理原则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61]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这“双重的使命”
都不是自觉的，因为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是要使东方社会成为西方社会的殖民地，这就使东方社会失掉了旧世界但又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
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东方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62]。
“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就是所有制问题，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
[63]。
所以，马克思希望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并且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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