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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思索”
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
以及由实践的“格”
升华的思维的“格”
；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
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最后，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
是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克罗齐则认为，在打上了“当代性”
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寻找“普遍史”
，永远不会成功，社会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
克罗齐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提出了建构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他却无力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
或“摹写”
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
建构的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是以实践为中介的。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过去历史的延伸、深化和拓展，把实践看作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
和“显示尺度”
，从而以现实的实践为出发点去反思过去的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深刻地体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内在统一，它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20世纪历史哲学“合流”
的趋势——在“复活”
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从形式上看，“从后思索”
是从结果向原因的回溯，从现实向历史的“透视”
，仿佛是面向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意义却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来。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既“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
，又包含着“预示着未来的先兆”
之点，从而用“未来”
引导现实运动。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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