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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的幽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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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语中，我不想对以上论述做一简单的概括，而是准备从“话语实践”
的角度简要地论述《马克思的幽灵》对我的启示。
福柯曾从“话语实践”
的角度，提出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创始人”
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的创始人”
[38]，他们不仅造成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而且为一些差异打开了闸门，为引进一些异质因素开辟了空间。
在福柯看来，一种话语实践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话语的类型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
所谓的“错误”
，或者是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是前科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
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实际上，作为话语领域本身一部分的这种重返从未停止过。
这种重返不是增加话语，也不是装饰的一种历史补充，相反，它承担了一种变革话语实践本身的必要使命。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叙事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得马克思的“文本”
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理论空间。
在对马克思“文本”
的解读中，致力于寻找其中所谓的不合时宜之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是生活在19世纪的思想家。
之所以需要不断重读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的“文本”
本身业已积淀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积淀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由此，不断地重读马克思就是不断地回返历史、不断地反省当下的现实，从而也就是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与现实交流。
《马克思的幽灵》对马克思的“文本”
的解读，可谓是福柯这种“作者理论”
的实践。
德里达认为，不要按照在“文本”
表层之下寻求终极所指的释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就是变形；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体系的缺乏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是来自他人——的东西的碎片打开。
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表明，在任何一个包括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不可能同时既是无矛盾的又是完备的，无矛盾必然不完备，完备必然有矛盾。
简单的包括形式算术系统是如此，高级的思维系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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