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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完全认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构式阅读，但也不应简单拒斥这种解构式的阅读。
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成分的强调，意在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文本”
进行拆解，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
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的“文本”
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支离破碎”
既标志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面临危机的症候，也同时孕育了克服危机的萌芽。
由此，正是在这种“支离破碎”
中，马克思的“文本”
重新获得鲜活的生命力。
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所作的互文性解读，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文本内在的差异及异质性并不一定是灾难，相反，它可能为文本打开新的、无穷无尽的意义源泉，为对文本的新的阐释提供诸多维度的可能。
第二，致力于构造完整的体系可能已不合时宜，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可能产生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版本都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并不存在纯粹的“原版”
或者说“底版”
。
由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不再有存身之地。
第三，毫无疑问，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但是，马克思“文本”
的意义并非确定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经发现便可无限期地运用的东西，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地体认马克思“文本”
的时代精神。
正如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所说：“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便是一门历史科学。
从它公理确立的那一刻起便开放自身，从而在历史运动中发展自身；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
[39]
[1][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78、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4页。
[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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