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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
第二，他们已经看到了阶级斗争，基佐、梯叶里、米涅对英国和法国历史的研究，都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
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
它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把财产关系作为政治制度的依据，从而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作用的怪圈，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矛盾。
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企图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回答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它又援引人性来作为答案。
这样，它虽然迈出了环境与意见这个小圈子，但仍停留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个大圈子里面。
普列汉诺夫曾正确地总结了这一点。
他说：“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
并且指出：“把‘人的天性’看做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
[7]
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
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启蒙学派、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在这个泥潭里扑腾。
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
他不是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
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
他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
人们在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恶（情欲）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作用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前人的影子。
但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用思辨的逻辑把它们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
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过程。
黑格尔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走出他所设置的迷宫，把理念的规律真正变成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
这不是纯粹思维的要求，而是时代的使命。
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
二
如果没有马克思，会出现唯物史观吗？
如果马克思早出生或晚出生一个世纪，唯物史观的创立会相应提前或推迟吗？
如果……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如果”
，但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它应该是分析，而不是假设。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同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是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个人的天才智慧、崇高品德、丰富学识、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以至个人的经历、语言风格，都必然使他的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带有自己的特色。
但唯物史观并不是源自马克思的头脑，而是时代的产物。
对唯物史观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个人。
恩格斯晚年在同符·博尔吉乌斯讨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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