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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
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
在他看来，不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
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
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
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
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
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些曾经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
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
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
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
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
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
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
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
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
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
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
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基佐还据此提出来：“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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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像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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