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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在德国，自由之所以一直是一种幻想的和伤感的愿望，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到1844年年初，马克思更明确地看到，人的自由不是动物式的纯自然状态的“自由”
。
德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向往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这是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找人类的自由的历史。
马克思嘲笑地问道：“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40]
而且马克思虽然强调自由是人的本性，但他面对的是现实，他看到在普鲁士专制制度下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自由。
在他看来，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
例如那些出版自由的反对者，正是在反对自由的同时实现自己的自由。
问题是他们把自由看成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属性，用特殊等级的特殊自由，反对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他们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等级特权。
马克思的立论根据还是人的本性，但他通过自由与特权、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的对立，看到等级对立。
为了反对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使写作活动摆脱金钱的束缚和引诱，马克思提出了自由的类和种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把普遍自由即人类的自由本性称为类，而把各式各样的具体自由，例如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审判自由等看成“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
[41]。
一方面，自由的各种形式之间相互制约，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为问题，整个自由都成为问题。
因此自由的特殊形式不仅是特殊问题，而且是“特殊范围内的一般问题”
[42]；另一方面，各种自由形式之间又相互区别。
自由的每一特定的范围就是一定范围的自由，各受自己的规律支配。
出版自由属于精神自由问题，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方法。
它看重的是理性，而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意志。
不能把出版自由列入以单纯谋利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行业自由的范围。
马克思说：“你受你的范围的规律支配，同样，我也愿意受自己的范围的规律支配。
你所认为的自由对我说来是完全不自由；因为把木匠这一行手艺的自由换之以哲学家的自由，未必能使他满足。”
[43]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类和种的观点仍带有思辨的性质，但他提出各种自由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规律，这朝具体地分析自由迈进了一步。
马克思这段时期关于自由的观点，具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它的矛头是针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
马克思认为，德国由于它的专制制度，因而发展缓慢，思想也很贫乏。
它培养了一批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毫无价值的烦琐的学位论文横亘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之间的特权人物。
由于专制制度和反动的书报检查，德国哲学更具有思辨色彩，因为它不能也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
精神所用的语言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语言，因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语言来表达了。”
因此他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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