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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
马克思批评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38]。
企图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状况和工业条件下，出现古代罗马人及其政治机构，完全弄错了时代。
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比他们清楚。
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
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
[39]。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就毫不珍惜它们，结果同样是遭到失败。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问题做了论述。
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看成是非社会的人，认为由于利己主义，人在市民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性，只是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类存在物。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评鲍威尔把市民社会的成员看成单个的原子，只是通过国家才联合起来的观点时，恰好否定了这个看法。
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
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和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可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
他们虽然是利己主义者，但不是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独立的原子。
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
人的需要，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才能得到满足。
“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象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40]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在政治生活中人作为类存在物，而且在市民社会中也是一样。
只是由于摆脱了中世纪特权的桎梏，每个人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因而似乎是分离的、独立的，实际上通过经济生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
《神圣家族》不仅把物质生产看成历史的发源地，而且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批判了鲍威尔的历史目的论的观点。
鲍威尔把所谓真理置于历史之上，而把历史置于人之上。
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类个体仅仅是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历史又是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
这样，历史有着确定的目的，即为了证明真理。
这是一种目的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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