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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抨击了鲍威尔对《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反驳，重新就犹太人问题同他展开了论战。
马克思不仅重申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观点，而且提出了如何观察历史的方法问题。
他说：“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
[35]所谓“神学家的眼睛”
和“世俗的眼睛”
，实际上是两种历史观。
神学家的眼睛，是鲍威尔唯心主义异化论的历史观，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成是自我意识异化的两个阶段；而“世俗的眼睛”
则是唯物史观的方法，着重考察工商业的实践，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强调的认识某一个历史时期必须认识它的生产方式是一致的。
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驳斥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看成宗教问题，而且仅就宗教角度观察宗教的方法。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而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因而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对。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社会生活不断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离开了对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就不能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
所以马克思说：“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宗教的’问题。”
[36]
鲍威尔还把国家和宗教对立起来，他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是幻想一个消灭宗教和神学工具的现代国家。
这是脱离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来考察国家，企图把国家变成“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者”
。
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同国家的关系来考察国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会取消宗教，相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
这同它的经济基础是一致的。
他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
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
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37]可见，希图现代国家反对神学和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无异于要它起来反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这显然是用“神学家的眼睛”
来看国家，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
国家必须适应自己经济基础的需要。
马克思总结了法国1789年以后革命的经验，通过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失败的悲剧说明了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之所以遭到死亡，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民主共和国和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民主代议制国家的区别。
一方面，他们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追求个人私利为目的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仿照古代国家的形式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并取缔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生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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