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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得不去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1843年10—12月为《德法年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论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即他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开始从对国家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析。
具体说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试图从市民社会出发剖析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以及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政治异化和人的解放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从市民社会中发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真正动力即无产阶级。
而到了1844年的巴黎时期，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彻底转移到了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上来。
他不仅沉浸在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当中，而且还明确地提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人所有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13]这样的结论。
尽管在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序言”
中他还重申在《德法年鉴》中曾预告过的计划，即“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
[14]，而且明确地将《手稿》的工作看成是其对法学和国家学批判的一环。
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评判《手稿》的内容，就会发现他在其中所做的工作绝不再是对国家的批判，而是彻头彻尾的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或者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只不过当时马克思本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突然有如此大的转变，即从国家批判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呢？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点：第一，1842—1843年《莱茵报》期间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更为关注物质利益问题，而物质利益问题显然跟市民社会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第二，马克思在1843年底与卢格共同编辑《德法年鉴》时，接到了恩格斯寄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论稿意外地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使马克思开始关心国民经济学。
这两种解释固然没错，也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予以承认的。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都略显简单和表面化，没能揭示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试想一下，如果马克思的大脑中没有相应的理论认识，没有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内在动力，即使“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即使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恐怕他也不会放弃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兴趣。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一转变，我以为，其内因应该是在这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作为批判对象的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某些“要素”
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马克思，或者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使他具备了主动接触国民经济学的愿望和研究市民社会所需的知识“积累”
。
那么，这一“要素”
和“积累”
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这一“要素”
和“积累”
就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经济学性质。
下面我将通过对《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分析对此作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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