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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方式显然与前述的科尔纽以及日本学者不同。
因为，他们都认为《行动的哲学》的思想背景是费希特，而《论货币的本质》的思想背景是费尔巴哈，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是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框架的转变。
而侯才并没有采取这一解释框架，他似乎认为当时赫斯接受费希特的影响是一个倒退。
[47]
第二，侯才回顾了科尔纽、门克、麦克莱伦等人关于《论货币的本质》与《德法年鉴》关系的讨论，明确地提出了《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主要不是对《德法年鉴》，而是对那以后撰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和《手稿》，从而将问题的重心从《论犹太人问题》转移到了《巴黎手稿》上来。
他说道：“两者（《论货币的本质》与《巴黎手稿》）在论述的主题、基本线索以及在涉及的一些主要观点上都有一致和类似之处。
因此，我们能够据此肯定，马克思的《摘要》（《穆勒评注》）、特别是《手稿》受到了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侯才的原文为《论金钱的本质》）的某种启示和影响。”
[48]
明确指认《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这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侯才在强调两者一致性的同时，还阐明了两者的区别：（1）“两者虽然都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但与赫斯强调作为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换’、‘协作’和‘交往’不同，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劳动一般。”
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仅限于突出和强调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劳动的社会性”
，而是“抓住了异化劳动这一中心范畴”
，全面地揭示了“劳动或物质生产在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借此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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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和赫斯虽然在对货币的本质与作用、货币和宗教的关系、甚至在文章的体例等方面都十分一致，但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同之处”
，即赫斯把货币的存在归结为人的孤立的、非联合的状态；而马克思则“把货币归结为抽象的、一般的私有财产”
，而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同交换、私有制一样，都是从属和决定于劳动或生产的范畴”
[50]。
从这些论述来看，侯才认为，相对于赫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性”
而言，马克思更注重劳动这一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基础；相对于赫斯更关注交换和货币而言，马克思更关注其背后的劳动，这是赫斯与马克思在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本书后面对《穆勒评注》的讨论来看，侯才的这一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对侯才而言，这只是他在实证分析后所得出的一个思想史结论。
但是，这一结论中却蕴含着一个重大的可能性，即将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视为与《论货币的本质》同等水平的作品，这一点恐怕连侯才也始料不及。
我国后来的研究正是把这一点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当然，这与侯才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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