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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限性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文献学研究固然可以通过文献学上的细节，提供譬如写作顺序上谁先谁后的推断，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出文本思想水平的高低。
拿本章讨论的《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来看，目前至少有“《穆勒评注》先行说”
、“《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
、“《穆勒评注》是《第三手稿》的后续说”
，从文献学考证的细节来看，笔者认为“中间说”
更为可靠。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让人接受《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的结论，因为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文本本身的思想内容。
张一兵之所以坚持“《穆勒评注》先行说”
，其根本的依据，正像我在上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他认为《穆勒评注》是受赫斯“交往决定论”
影响的作品，其理论水平低于异化劳动。
同理，对笔者而言，要主张《穆勒评注》的水平高于《第一手稿》，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理论上证明《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高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尽管《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自己有利，但充其量还只能是一个旁证——当然，这也是本书所尽力做的。
但是，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证明却可以反过来支持相应的文献学结论，譬如张一兵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先行说”
，而本书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
等。
在这个意义上，陶伯特本人或者说“陶伯特说”
的支持者，如果要让自己的文献学结论最终被别人接受，还需要提供《穆勒评注》高于《第三手稿》的思想证明。
第二，文献学研究不能代替理论证明，它也不能取代理论研究。
文献学家因占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往往在对文本的研究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就像苏联东欧的一些文献学专家过去曾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解释权那样。
但正是因为如此，对于文献学家给出的结论我们务必要小心，就像本章所讨论的“陶伯特说”
那样，不能不加批判地就将其视为“绝对真理”
；同样，对于一些研究者过分地夸大文献学研究的意义，甚至在未加理论证明的前提下，就直接从文献学事实出发飞跃到思想结论的情况，则更要小心。
因为，文献学虽然能够将文献和文本的事实弄清楚，但它永远也代替不了理论的推演。
这就如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关于秦王朝的史实，但是秦王朝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最终还不取决于这一发现，而仍然取决于理论证明一样。
对此，文献学家及其成果的介绍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马克思：《经济学笔记》，杉原四郎、重田晃一译，未来社1962年版。
[3]KarlMarx，KarlMarxFriedrigelsExzerpteundNotizen1843bisJanuar1845，Iext，Apparat，DietzVerlag，Berlin，1981.
[4]KarlMarx，?konomisanuskripte，Iext，Apparat，DietzVerlag，Berlin，1982.
[5]马克思：《“巴黎笔记”
选译》，王福民译，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6]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考虑到读者验证方便，本书对《穆勒评注》的引用使用了这一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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