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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因此，这是“试图从已经在自身内部包含着‘私人所有’的‘异化劳动’中再一次推出‘私人所有’”
[22]。
第三，马克思曾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23]由这一表述可以推出，异化劳动总是以“人对他人的关系”
——这里当然包括私人所有关系——为前提的。
因此，在大井正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那么，该如何避免这一循环论证呢？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对私人所有的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
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私人所有起源的标准解释莫过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即私人所有来源于社会分工、剩余产品和商业。
而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才符合这一标准。
在《形态》中，马克思对私人所有起源的解释，并没有使用异化劳动理论，而是改用分工理论。
因此，大井正认为，马克思是在《形态》中最终解决了这一循环论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大井正的这一主张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
在日本，以服部文男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支持这一说法。
[24]当然，在我国也不乏支持者，譬如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先达就持这一观点。
他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也提到了异化劳动理论所包含的逻辑困难，即没有私人所有就无法说明异化劳动。
在展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时，他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来看，他所说的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动的最初形式是指分工、交换等等。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引起分工、交换的发展，从而产生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阐述了这个思想，指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因为分工使各个人的活动总和成为一种人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
[25]从这一论述来看，他认为《形态》中的“分工带来私人所有”
的说明是正确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
，因此他保留了《手稿》中“从异化劳动说明私人所有”
这一进路。
这是他与其他论者的不同之处。
总之，从大井正的论述来看，他是通过马克思后来在《形态》中解释框架的转换，即从异化理论转向了分工理论来解决循环论证问题的。
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在《巴黎手稿》内部去解决问题的努力。
所幸的是，接下来的几位日本学者并没有满足于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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