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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而言，等于肯定私人所有的先验性，认同了国民经济学。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仅仅通过了一个与费尔巴哈的简单类比关系就否定了马克思最初的设定，但实际上，这与广松涉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的判断有关。
在他看来，当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处于费尔巴哈“自我异化论”
的框架之下。
这一框架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以“孤立人”
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为基本内容的。
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来看，由于对象只不过是主体自我异化的产物，故属于主客二极关系；而私人所有除了包括主体和所有物这一主客两极关系以外，还是相对于“他人”
而言的，故它至少是包括了另一个主体的三极关系。
因此，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人所有就相当于用两极来说明三极，故“从结论上说，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财产显然是不成立的”
[29]。
因此，必须摆脱“自我异化论”
的框架，将人提升为一种社会存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说明私人所有。
而马克思真正将人理解成“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中，在巴黎时期马克思没有做到这一点。
从这一结论来看，广松涉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与他那著名的“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
的转变命题密切相连的。
总之，广松涉主要提出了三个要点：一是异化劳动理论之所以陷入“aporia”
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解决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二是《穆勒评注》非但没有解决《第一手稿》的遗留问题，相反还带来了更糟糕的“循环论证”
；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费尔巴哈的“自我异化论”
框架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直到《提纲》和《形态》才摆脱了这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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