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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中明显包含了后来马克思所展开的思路，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先行者。
[1]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及分工时，曾提及曼德维尔，他认为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借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339页）。
此外，他还直接引用了《蜜蜂的寓言》，认为曼德维尔发现了“恶德”
对近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的庸人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还有，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的第12章时，有这样的注释：“……同一章（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多种多样的行业是怎样联合起来满足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
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
（Marx，DasKapitalI，S.37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熟读曼德维尔，而且还深知曼德维尔对斯密的影响。
[2]黑格尔与霍布斯等自然法思想家对国家起源的解释是不同的。
黑格尔说：“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
（Hegel，GPR.，S.399。
《法哲学原理》，第258节）也就是说，黑格尔反对像自然法思想家那样，将国家解释成为保护私人所有而签订的社会契约的结果，而是认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在于统合个人本身”
，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代的有机的共同体的复归。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
[4]唐正东在《从斯密到马克思》（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一章古典历史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对斯密的分析是正确的。
他认为斯密与霍布斯等人不同，斯密把近代社会中的人理解为一个有缺陷的、经验性存在：“像人这样如此软弱和不完美的生灵”
，这种人是自私的，缺少共同体精神。
他的这一指出是重要的。
[5]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完全是近代的产物，他所对应的是人类社会领域，按照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划分，应该从属于“精神哲学”
领域。
当然，黑格尔之所以能创立辩证法，可能也得益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当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确立，作为其理论反映的国民经济学也已经成熟，较之于康德和费希特而言，他可以从现实中以及理论上吸收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成果。
[6]对这一问题最早的系统研究当属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GeLuk?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Gesellschaft，Aufbau—VerlagBerlin，1954）一书。
“论辩证法和经济学的关系”
（überdieBeziehungvoikund?konomie）曾经是该书首次出版时（1948年）的副标题，但遗憾的是，我国仅仅出版过一个由王玖兴翻译的该书的节译本，由于这个节译本只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一，从中根本无法窥视《青年黑格尔》的全貌。
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我国的黑格尔研究，也阻碍了我国的马克思研究。
[7]G.W.F.Hegel，Enzyklop?diederphilosophisWissens，1830，FelixMeinerVerlag，Hamburg，1969，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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