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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相同情况下，这总是弱者一方的态度。
但是，本质上属于报复感的，同样有在某种强度上将被伤害者同伤害者相提并论的情形。
[4]本身就是一种奴性或自感、自认是奴才的人，在受到自己主人伤害时，不会产生任何报复感；卑躬屈膝的差人挨了责骂也不会产生报复感；孩子挨了耳光也不会。
反过来，久蓄于心的强烈要求、极度的高傲与外在的社会地位不相称，特别容易激起报复感。
由此引出了一个社会学上的重要命题：群体的与宪政或“习俗”
相应的法律地位及其公共效力同群体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怨恨的心理动力就会越聚越多。
关键不在于这些因素中的单独某一种，而在于两者间的差异，在一种不仅是政治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旨在均贫富的民主制中，社会怨恨恐怕将是最小的。
在一种有内在等级的社会制度下（比如印度曾有过的社会制度），或在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社会怨恨恐怕也会很小——事实上也很小。
因而，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储备在如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
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
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
。
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
非但如此，在这一因素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因素：报复感越是向长期被感受为“受伤害”
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的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越是转化为怨恨。
当个人或群体已经把自己的此在（Dasein）和所在（Sosein）感受为似乎得报复的什么东西，这一转化就最为强烈。
对个人而言，一切身体和天赋的缺陷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显而易见的外在缺陷。
残疾人的怨恨是人所共知的；低能者和迟钝者的怨恨也如此。
由于犹太民族（“选民”
）具有无比强烈的民族骄傲，同时又遭到一种千百年来被感受为命运的鄙弃和贬斥，因此，如尼采恰切指出的，巨大的犹太怨恨，由骄傲和命运的共同作用促成（即得到了双份养料），而且，近来还特别由形式上与宪法相应的平等权利同事实上的贬斥的共同作用加强。
除了天赋因素和其他原因之外，犹太民族极其强烈的盈利欲无疑也是其自我感觉在体质上变得紊乱的一个结果；这种盈利欲是对得不到与民族自我价值感相应的社会承认的过度补偿。
群体自身的存在及其与命运相符的素质已经在“高喊要报复”
了——这种感受在第四等级运动的发展中成了该等级的生命表达的一种强大动力。
一种持久的社会压力越被感受为顺乎天命，就越不会，也越不可能产生确实改变这些状况的力量，因此就越要在一种缺乏积极目标的批判中对现存的一切发泄怨气。
这种可称为“怨恨批判”
的特殊的批判表现在：任何消除惹人厌恶的状况都不令人满意（而且有积极目标都会令人满意），相反却引起了不满，因为这种消除在牵制因断然的咒骂和否定而不断高涨的欢情。
下面的论断适用于今天政党中的若干政党：再也激怒不了他们及其代表，除非要么实现他们的一部分政纲要求，要么败坏他们的“基本反对派”
的高傲感——办法是吸引他们的某些代表积极参与国家生活。
“怨恨批判”
恰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宣称自己意愿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它认真“意愿”
的；它之所以批判，并不是要消除不良现象，而是以此作幌子亮亮相而已。
谁不知在我们议会中，那些知名议员的批评之所以如此百无禁忌，毫无节制，正因为他们对自己永远当不了部长这一点比对什么都清楚呢？一旦这种在权力面前的胆怯（与权力意愿相反）融入体质之时，怨恨就成了批判的动力。
反过来则是一条老经验：一个政党一旦积极参与国家政务，它进行政治批评时的敌意便告消除。
[5]怨恨形成的第二个起点是妒嫉、醋意和争风。
在通常的词义上，“妒嫉”
源于无能感，而无能感与对某一财富的追求对立，因为这一财富已为别人占有。
不过，这种追求同这种无力之间的张力要在对这一财富的占有者采取一种仇视举动或一种仇恨行动时，才转化为妒嫉，这时，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别人及其财产是我们（痛苦万分的）一无所有的原因。
这一错觉还似乎起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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