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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希腊人之所以缺乏技术文明，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出或“尚不能”
做出技术文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技术文明的意愿，在优先法则的精神中这种文明还无一席之地——他们的“伦理”
是由如此优先法则构成的。
这样，我们对“伦理”
的理解就是：它是时代和民族本身占支配地位的优先法则，而不是哲学上和科学对优先法则的“描述”
和“系统化”
——这些仅仅是把“伦理”
当作一个对象罢了。
怨恨完成自己最为重要的功绩的途径是：它成为一整套“伦理”
的决定因素，“伦理”
中的优先法则出现反常，先前为“恶”
者如今成了“善”
。
若我们考察欧洲史，我们就会看到，伦理建构中的怨恨惊人地活跃。
这里应该提的问题是：怨恨在基督教伦理建构中，随后又在现代市民伦理之建构中起了什么作用。
在此，我们的论断与尼采的判断相去甚远。
我们认为，基督教价值很容易，也常常被视为怨恨价值，然而，基督教伦理的核心并非源于怨恨的土壤。
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
从13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终于在法国革命中发挥出其最高功效。
其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是否从怨恨中汲取过营养，受过怨恨的哺育呢？我们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1]我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请特别参见第二部分）中曾详尽论证此处设想的一种绝对伦理学，并提供了伦理学价值评论的历史变异性的诸阶段和各类的学说。
[2]这一论题的论证在于意愿和价值评价之级别的现象学之中，这里无法详及此论证。
我在前面提过的那本书中已论及这一论证和此处提出的所有命题的论证。
[3]森培尔（GottfriedSemper，1803—1879），德国建筑学家、艺术理论家。
其理论观点颇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其《技术艺术和构造艺术中的风格，或实践美学》一书直至20世纪还有影响。
——译注
[4]参见沃林格尔（W?rringer）的《抽象与移情》一书中基于里格尔（Rigel）的研究所作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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