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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告别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批精神文化成果，就是人类约束规范、提升自我的标准。
“它所执着的是人之为人的真正属人的东西，是人努力从动物界挣脱出来、超越出来、以显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文化形态。
它的产生、形成和确立，是人彻底摆脱动物和神祇的奴役，告别动物性和对神的奴婢性、从而获得‘族类自觉’。”
[29]中国传统社会要求尊德，意在以德而兴、以德而固、以德而昌。
在孔子看来，“郁郁乎文哉”
，文明是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的结果，孟子虽然将孔子所说的后天养成的道德描述成人的本性，但二者都要求提高伦理道德对人的意义。
道家虽然对上述思想多有抵触，但是其倡导的天放豁达也明显地感受到了伦理道德的巨大作用，看到了伦理道德对生活的引领作用。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
[30]，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生产方式与温情脉脉的道德关怀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
表现在外部关系上，经常由于环境变化而调整，在儒家看来，如果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就退而取其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异曲同工。
传统文化的人格完善及精神养成功能，有助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独立不倚的人格建构，虚己不厌、袒怀不倦的精神养成，行己有耻、文质彬彬的自觉约束，钟灵毓秀、情致飞扬的艺术陶冶，高举远蹈、慎思明辨的思想表达，这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
安贫乐道的心态经常被推崇，由“孔颜乐处”
而构设的“孔颜人格”
，强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31]。
自我意识中的“耻”
经常与人格联系在一起，“安贫乐道”
是对这种人格的总体评价，它承认外在现实性的物质追求与内在理想性的精神追求的不一致性，寻求意义经常使他们限于意义偏失之中，物、心二象性的指向并不完全一致。
肉体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思想生活在精神空间里，追求“意义世界”
而不得的苦闷常常萦绕心头。
于是，另外一种表述就出现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是想寻求物质之外的人格形式。
很多时候，“义”
和“利”
是认识天平的两端，“舍生而取义”
成为千古嘉训，“志士不饮盗泉之水”
；“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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