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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形而上学家”
和“智者”
。
韦伯的错误就开始在这里出现。
他把“个体的”
和“主观的”
等同起来，而不认为“个体的”
是特别和最客观的，并对纯粹普遍有效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不感兴趣。
正是根据这种生活价值和目标，科学为统治世界而选择直观世界和生活现实（为了预见而观察；知识就是力量）。
韦伯没有看到，只有认识的个体形式才能提供世界总体性，才能理解所有事物的绝对存在等级。
借助于康德，他把与事实绝对一致（严格意义的“真”
）和我们意志目标的价值一致的观念（严格意义的“善”
歪曲为只是对所有人“普遍有效”
的观念。
[6]
从而，韦伯完全没有看到：能够“普遍有效”
的始终只是相对的真和善，而绝对的真和善只能是非普遍有效的人格——个体的真和善，即在纯粹普遍有效的界限之内，高于作为精神上层建筑的普遍有效性的真和善。
可以说，韦伯对此肯定也有敏锐的感受：作为单纯的“世界脱魔化”
，科学能提供的始终是只具技术意义的知识。
但是，他既没有看到它所以如此的原因；也没有看到，与当然不能确立世界观的只确定我们的科学和评价的纯粹形式前提相比，哲学作为本质还原学和形而上学，还有重要得多的任务。
正如特洛尔奇在其《学术中的革命》中正确地看到和阐述的那样，韦伯根本不重视哲学，即绝非只作为现代成就、而是作为人的基本认识的哲学。
同样，卡勒也正确地看到，韦伯的论点对于一切精神教养完全是毁灭性的。
但是，他并不据此只要求在观念、实质和严格本体论的意义上改革哲学，或者至多通过一种改革了的实质的事实和存在哲学来要求对学术的高度热忱，而是毫无根据地要求“科学的革命”
。
因此，卡勒的错误论点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不仅就其对韦伯及其朋友萨尔茨、雅斯贝尔斯、拉德布鲁赫（Radbruch），而且就其对使所有实质的哲学化解为纯粹的“世界观理论”
（或者必须相应地这么说，就其对使所有教义的、自然的神学化解为宗教科学和体系、历史的宗教世界观理论）而言。
首先，由此出现了在韦伯学派中常见的[7]完全荒谬的“先知哲学”
概念，即既非科学也非世界观理论的“先知哲学”
。
这样，对于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哈特曼等人，就得重新安排一下。
因为，他们以及世界上所有大形而上学既不能被当作学术警察、形式的认识论专家，也不能满足于作为叙述或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理解”
其他人的世界观的专业研究者。
因此，他们作为一种类型（无任何意义地）被等同于宗教先知人物耶利米、以赛亚和摩西。
但是，这种等同不仅对哲学的本质、而且对宗教的本质、对宗教和哲学的认识源泉（启示、仁慈、自发的认识），包括使宗教神秘直觉的或文学性的化解，都包含着深刻的判断错误——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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