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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用与适意是社会之标志。
[3]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ⅥB，第4至第6章。
[4]参见歌德关于《东西方歌集》的《注释与评论》一文：一群人站在一条死狗周围，尸体已近腐败，每个都踢它一脚、骂它一声。
“当轮到耶稣时，他毫不鄙薄它，他怀着善意，出自他仁慈的本性说‘它的牙齿洁白如珍珠。
’这句话使周围的人羞惭满面，脸红如烤透了的蚬壳。”
[5]命运与楷模：一个楷模被接受得愈早，对一个人的发展便愈是有影响，我们在何时取得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感染着我们的经验，这绝不是无关重要的。
价值楷模决定着可能经验的范围，它离开了最初的偶然性经验，并被“观念化”
了。
它犹如一个主观性范畴。
它作为楷模的意识愈少，它的作用便愈大。
有个性的楷模决定着伟大领袖人物（穆罕默德、拿破仑）的命运。
如果说领袖决定着民族，那么，领袖的命运尤其无限地决定着民族的命运。
命运、命运的形成？什么是命运？与“环境”
相比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联系。
早期的楷模决定着未来可能经验的模式（“先入之见”
、经验判断、被经验状态的判断）：以往特别偏重价值的经验内容之内容“被功能化”
而成为心理学上的先验=今后经验的选择法则。
在这里，试从生平描述方面举几个例子：PeterKrapotkin；歌德与塞森海姆的弗里德利克（FriederikeBrion，1752—1813，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时代的女友，歌德为她写了许多情诗，这段经历见《诗与真》卷10-12。
——译者）的经验；叔本华之仇恨女性；菲德烈大帝（Friedrichd.Grope）与古希腊楷模；康德与菲德烈大帝。
塞森海姆的经历定为歌德规定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经历的形式、模式：人们为了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得不离开、不得不放弃“美好的瞬间”
；这种经验重又出现在与施泰因夫人（CharlottevonStein，歌德魏玛时代的女友——译者）的经历中；而达到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浮士德》打赌一场。
关于叔本华，见他的《论女人》一文，他果真有此经验吗？是的！
他的这种经验是以女人的负面价值形象为前提的。
他所经历者是与他的父母所规定的模式一致的东西。
类似的例子如“俄狄浦斯情结”
、希腊神话中的俄瑞斯忒斯的态度和“逃向父亲”
。
参见Ba：《母权论》。
[6]参见拙著《憎恨德国人的原因——民族教育学的解说》（1916），第五章：论集本楷模对一个民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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