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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父亲、兄弟姐妹和亲友的形象不仅决定着对这些人的爱与恨，而且还决定着他之所爱和所恨，尤其决定着某些事物特征、某些价值模式的活动空间，即使在未来，他的爱与恨也将在这样一种模式的框架之内摇摆。
年轻的心理分析学特别以与弗洛伊德相对立的非自然主义的形式——它开始为阿德勒（Adler）、梅德（Maeder）、柏格森所使用——可以向我们解说许多关于人的命运形成方面的问题，尽管其中不乏夸大其词之处（儿童经验）。
[5]
民族命运的形成借助于在其神话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对世界之思维、观察和评价形式，但首先是得助于神话中所包含着的个体性楷模。
赫拉克利特、俄瑞斯忒斯、奥德赛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日耳曼传说中的个体性形象对日耳曼意味着什么？将没有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构成神话的传统中不具名楷模仅仅局限在民族的史前时代，这未必得当。
在这里，我只需举出现代世界的那些不具名的极端重要的民族楷模，它们产生于特殊的等级或职业，但为整个民族提供了最高标准：[6]“绅士”
（Gentleman）“武士道”
、“君子”
（孔子）、“荣誉随员”
（Giano）、“高尚的人”
（hommehoe）、“老实人”
（Biedermann）等楷模典型。
歌者、诗人对这些楷模典型一再重新加工，将他的灵魂与植根于传统中的形象混合成一体，给它们注入他们自己的生命汁液。
喜剧家往往更愿重塑对立形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正面楷模（喜剧范畴：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的“性格”
、拉布吕耶尔［LaBruyere］）。
楷模效应的第三种手段是精神性的理解和以此为基础的对个体的“信仰”
。
在我们对个别行动和情绪之表达形式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价值和命题给予承认和谴责之前，在我们服从或者不服从命令之前，我们总是怀着爱肯定和充满仇恨地否定未经分割的整个位格。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最大错误在于它们认为，我们爱和恨一个人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因为他有什么个性，是因为他有那样的鼻子和这样的微笑。
我们的灵魂绝不如此吹毛求疵，绝不会跟在我们的爱憎后面跛行的理智所分析的那样！
我们有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的种种约束和超然态度。
我们所爱和所恨者最先总是未经割裂的整个位格，这爱与恨是建立在这些个体的总体价值印象（形象）基础之上的。
当我们爱和恨的时候，我们同时便有赞成或者反对、追随或者对抗的倾向。
我对之作为位格而恨的一个教师可能会使我们厌恶整个一门学科。
对我们并非从外部——即并非像只会模仿的那种人一样——而是我们从其精神性的生命中心方面通过投身其中和参与完成其思想行为而达到充分理解的人格整体的信仰和不信仰——这是楷模效应所可能有的最高、最纯、最具精神性的形式。
只有在这里才谈得上自由的追随，它与不由自主的模仿和复制形成鲜明对比。
最高的范例是“追随基督”
，即在追随者灵魂之中心对在的本质和如此在、对他的精神形象之持续不断的、虽然始终带有片面、不相称的重视。
当保罗将重生看成是旧亚当之死和可爱的救世主的本质对我们位格中心本身之塑形的时候，他并非比喻性地而是真正认为，基督位格、即位格形象—本质取代了已死去的旧我，我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被“神化”
了，并进而达到一个比亚当更高的地位，比他更接近上帝。
“我活着，但我已非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身上。”
（《加拉太书》2，20）
很少人注意到一个事实，我所描绘的伟大楷模典型在其活动中——在其活动方式和空间中——有其完全特殊的、与其永恒地位相应的规律性。
[1]FerdinandT?nnies：《共体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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