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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转化”
不是指创造一种道德的或宗教的质，而是纯真涤除非纯真，心灵与非纯真分离，低格的实存慢慢脱离个体灵魂中高格的实存。
受苦本身使人接近上帝，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古希腊的和新柏拉图主义的。
从3世纪至今，希腊—东正教会将这种观点带进了基督教。
[30]俄国人的受苦癖和俄国僧侣的孤独苦行即源于此。
一旦理解到基督教受苦学说中受苦与爱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区别就会更加明显。
与基督的十字架同契，并在基督中受苦，这个基督教的吁求，植根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吁求：像基督那样并在基督中去爱。
换言之，不是爱的同契植根于十字架的同契，而是十字架的同契植根于爱的同契。
因此，基督教的苦行并没有规范意义，仿佛它是通向上帝的唯一自立的路；它只有技艺性的意义：学会为爱而承担牺牲财富和牺牲幸福，学会能付出牺牲，只要这是爱的要求。
以此方式，苦行不是脱离爱的同契，而是旨在回归爱的同契。
苦行不是让孤独的个体进入心醉神迷的冥思——冥思上帝，而是为爱的行动做准备。
在爱的行动的践行中，虔信者知道自己已最深切地在上帝和基督之中。
可见，恭顺、忍耐和谦卑地承当受苦等所谓被动的德行，始终隶属于行动着的爱的主动性德行。
[31]
然而，只有通过一种洞识，这种受苦学说方能获得其最深的意义。
这种洞识也能充分认可现代的世俗心理学。
这种洞识即是对一切更深的幸福感的恩赐性之认识，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情感的深层度，[32]与情感的效应和感性满足之间的合规律性。
基督教的受苦学说所要求的绝非仅是忍耐地承当受苦。
它要求——确切地说——揭示一种福乐般的受苦；最核心的观点是：只有福乐的人，即与上帝同在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方式承当受苦，才能爱受苦并在必要的时刻寻求受苦。
在《哥林多前书》中，当灵魂发现自己的肉体和世俗财富不断朽坏之时，保罗却让灵魂高唱赞美歌。
他任凭世间的受苦招引灵魂，以便灵魂在受苦中比从前更福乐般地意识到，自己最深的生存核心，在上帝那里得到庇护和获救的完满深度。
《使徒行传》中所描写的体验，在《哥林多前书》中成为直接的体验并成为宣道。
不是对福乐彼岸之眺望，而是在殉难中体验到拥有仁慈的上帝的福乐，才使殉道者身上释放出神奇的力量。
路德的女儿马格达莱娜死后，路德说：
我在精神上感到欣慰，但肉体上十分悲伤。
明知她肯定已获得安宁，也很幸福，我还是那么悲伤，真不可思议。
与幸福论的对立多么明显！
幸福论者不知道：在人的心灵的不同深度层次上，人的情感可以同时是否定性的和肯定性的，如路德所清晰表达的那样；从感性的、延伸的、局限于肉体的感觉区域（痛感和快感等），直到最深层的自我之福乐和绝望，存在着确定的情感层次，在每一层次上，快适质和不适质均是可能的；譬如，我们可以愉快地承受某种痛苦，也可以不愉快地享受葡萄的花朵。
幸福论者不知道，无论注意力怎样在情感层次之间晃**不定，在某种特定的层次上，情感体验之关联，和序列的内在合规律性，原则上始终不为另一层次的秩序和排列所动摇。
幸福论者不知道，情感越深入，越接近中心，就越非意愿和意图所能控制；换句话说，越深入的肯定性情感，越具有更大的恩赐性。
但关键在于，幸福论者没有认识到情感在其层次间起作用的那种合规律的方式。
情感是意愿和行为的源泉，而不是意向之目的，幸福论者却恰恰把情感当作目的。
他们没有发现，只有一种更为中心性的情感层次上的不满足，归根到底，即最内在的人的核心的不幸，才会导致如下意志倾向：在靠近最外在的感性区域的层次上，制造某种快适感来充当内在不幸的代偿物；反之，在趋向中心的层次上，人越是感觉满足，即越是一个“福乐的”
（即受上帝庇护的）人，那么，在较边缘的情感层次上，他就越能轻松、福乐地承当痛苦和受苦。
幸福论者没有发现，一切享乐主义已经是一种绝望的征兆。
他们没有发现，通过在较边缘的情感层次上受苦，愈渐深入地进驻“灵魂的城堡”
，使自己愈加敞开地承纳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这种转化经验，能够有意义地[33]导致人爱感性上的受苦：爱受苦就是爱慈情的锤炼，通过这些锤炼，神圣的雕塑师将先前失落于感性（和利己）的迷乱之中的生存质料，塑造成理想的自我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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