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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
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只是理性实现环节中的“抽象理性”
和“形式理性”
阶段,因此要以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法作为“合题”
扬弃市民社会。
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成为黑格尔的“理想国”
。
而马克思则批判性地指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代分离,只是形式分裂,二者的形成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内在相关的方面。
因此,黑格尔在不触及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企图以政治国家来克服市民社会的困境实现“同一”
,乃是“虚构的同一”
。
马克思否定了现代国家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超越性,批判了在现代制度的框架下靠国家来实现社会和谐的幻想。
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是服从和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暴力机器”
,它不可能成为超越现代的根本力量。
如果整个社会还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限度和内在矛盾。
国家必然要维护资本模式的正常运转,以此维护整个社会的有序。
不可能在资本普遍统治的前提下要求国家执行超资本的职能。
盲目崇拜国家职能的“理想主义”
实际上是颠倒了“主语”
和“谓语”
的关系。
在这样的批判视野中,对于马克思而言,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不再是“成为现代”
,不再是以“市民社会的自主性”
来对抗国家权力,当然也不是搬出国家的权威来扬弃市民社会的“非理性”
和局限,而是要求在现代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将解放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
推翻制约现代自由、平等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基础,进而推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全面展开对现代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这一批判看成是解剖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看成是为革命寻找经验和理论根据。
马克思在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经济运行的客观性之间建立联系,未来人类的解放是以阶级解放的形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
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自由、平等就不再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以维护这种抽象权利为任务的国家机器和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国家连同整个上层建筑的消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是同一过程。
二
马克思并不否认现代国家对经济基础的介入,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
他只是指出这种介入的性质是对资本运行的维持和稳定,而不是对资本原则的超越。
即使现代国家的管理职能也难以摆脱与资本的同谋关系,更不用说在资本跨越国界的新老殖民主义拓展中,国家的巨大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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