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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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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能否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在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面对落后于英法资本主义的德国，马克思曾经有一个本质性的追问。
重新思考这一追问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内涵，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说，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的这一提问，本身就具有本质性的理论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它根本上落后于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英国和法国，至多只是在思想上继续和展开了法国革命的历史。
因此这一追问的实质在于，一个尚未发展到现代水平却已经面临现代瓦解的后起国家，是否可能不仅越过传统的界限，到达现代解放的水平，而且勇敢地一跃，越过现代本身的界限？历史是否是一个封闭地自我展开的匀速过程，因此是不可跨越和跳跃的线性进展？因此，这一追问的本质性不仅在于直接面对现实，而且在于它触及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
按照一种决定论和进化论的观念，这样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追问是不可能进入思想视野的。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按照马克思美文学的表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仍然处于“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的时代。
今天我们仍然遭遇“资本之不发展”
与“资本之发展”
的双重苦难，我们甚至置身于传统、现代乃至于所谓后现代三维时空的并置交叉之中。
当代中国在尚未及于现代发展水平之时却真实地遭遇了现代困境。
这就是中国现实面临的凶险和机遇所在。
这种历史时空的交错，类似于马克思当年提问的德国，因此马克思对德国现实的追问对我们具有一种深刻的震撼。
今天的中国是否可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呢？我们是否可能不仅达到现代各国的水平而且成功越过现代的局限成为未来历史的开拓者呢？这成为关乎当代中国实践之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是初现端倪的现实。
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自觉地在客观的现实语境与超越的未来指向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辩证的历史关联正在展开为具体的现实。
就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任务而言，如果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展”
，基本目的只在于形成一个“现代中国”
，崛起为现代诸“列强”
之一，甚至比它们“更列强”
，那么，全面接纳资本及其政治原则将势在必行，问题至多不过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向资本主义的现代转型，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
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中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它将被看成是摆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束缚，以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运动。
中国将温和地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软着陆。
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中国改革相对于苏联解体表现出来的智慧之所在，成功的经验之所在。
这样一种看法，几近毁掉了中国实践可能具有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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