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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而与“迷误”
和“错觉”
有别）。
无疑，其过程的起源也有独特规律，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病象。
因为，加剧致病过程的那种“自我观察”
和疑心自己患病的行为的原因，不是对出现在眼前的社会保险金的“期望”
或“想象”
，而是社会保险金（神奇地显得）“出现在眼前”
本身，这一情形不必以对眼前的想象、期望乃至算计的意识为前提。
只要对社会保险金的想象、期望或乃至“算计”
是行为之因，我们所见到的还是通常意义上的装病。
不知情的人可能会说：是呀，没有这类想象或期望，将支付的社会保险金又怎么可能会对心理行为产生影响呢？这不正是一种极其玄妙的假设吗？而且，假如保险者对把社会保险金条例与某种出现的疾病或事故联系起来的法律状况根本就一无所知，也未对社会保险金条例加以设想，那么，这一法律又怎么能对保险者产生影响呢？在这些问题上，真和假是奇特地混杂在一起的。
的确如此！
比如，倘若一位据说早已故去的“在美国的叔叔”
死了给我留下了百万马克，那么，在我知悉这件事之前，它丝毫不能对我产生什么心理影响。
所以，保险者“不管怎样”
肯定必然“知道”
现存立法情况，肯定必然在这一立法的“影响”
下，即对他的心理行为的影响下生活着。
但这一“知道”
和“影响”
的性质在此恰恰是至关紧要的。
在心理学上，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对于这里所涉及的现象和法律，我们就了解得颇为详细了。
詹姆斯这位出色的、新近故去的美国心理学家在他的心理学中讲过下述自我观察：詹姆斯教授通常在每星期规定的几天下午义务讲授“形式逻辑”
课；由于自己的趣味已转向了形式，他常常极不情愿开这种讲座。
于是他进行观察，发现自己一大早就已心绪特别不佳、“神经质”
、对一切事务都感心烦，在室内踱来蹭去，把东西东放西摆，把碎纸片收捡起来，等等；但是一切都是在根本没有想到或“想象”
到下午的讲座的情况下发生的。
当然，假如有人问他，他会清楚自己要上课，又假如某件与之相关的事提醒了他，他也肯定会“猛然记起”
上课这回事。
但是，这一“心理影响”
之产生，却并不需要上课的想象。
许多类似的事不正是如此吗？比如，我们常说，某人有“前途”
，某人没有“前途”
，而我们知道，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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