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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譬喻是针对整个欧洲的。
自从欧洲失去了借助教会与上帝保持共同的和睦关系以来，情况就有如这个譬喻。
欧罗巴像一位脚挂在马蹬上的落马骑手，被他自己的经济、商品，他的机器，他的方法和技术的自身逻辑以及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战争，即他的屠杀机器的自身逻辑拖着向前疾驰。
由于一个为大家共同承认的精神——道德上的权威的作用，这种偏重于技术的物质文明已经脱离了一切更高的统一领导。
爱的律令的第一句话“爱上帝胜过一切”
遭到冷遇，并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
相反，它意味着欧洲人心中核心的、引导的、确定目标的精神力量已病入膏肓。
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博爱主义；它把基督教爱的律令逐出可见的公众生活，基督教的道德力量在公众生活中受阻，不能发挥其宗教——教会的作用，被封闭在人的个性的内在区域之中。
新教运动早期急遽上升的片面的超自然主义，不谋求把上帝之国真实地嵌入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去。
启蒙运动只须一块块剥去超自然主义这种危险的放弃的外壳，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博爱主义的及在人类根本目标上没有领袖、没有榜样的人类的景观。
人类一味听任于其自然冲动为所欲为，所以，连同它与上帝的共同联系一起，人类已丧失了它自身特有的最高统一的保证。
因为，如奥古斯丁已看到的那样，[2]神人同形同性说乃是人的观念。
像当前这场战争革命所表现的类似的欧洲大乱之所以没有迅即出现，上帝所不认识的博爱主义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展开其离间分解的威力，原因在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判断和意识领域之外），欧洲共同的传统汇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创造了一个持续了许多世纪的基督教文明。
正是由于这些传统在基督教受冲击后仍继续产生其影响，在人们有意识地背弃它们之后，它们的生命力仍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恰如夕阳西沉之后，晚霞仍旧绚烂多姿，光华四射。
正好像一支乐队正在演奏，指挥突然中断指挥，而乐师们却还继续演奏一段时间才停止，欧洲各民族似乎也组成一部某种交响乐。
但是，终极大乱必然是要到来的。
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康德、沃尔夫所说的自律的“理性”
，是伦理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律等原则的超时间并超历史的概念总和。
在这所谓“理性”
当中，永恒之光还在闪烁，并在人们否认有基督教存在的地方，仍放射着基督教的光芒。
19世纪愈渐片面、现实，愈渐赋予历史感的文化，也渐渐把这些光的轨迹**涤殆尽。
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深深地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的统一体之中；而19世纪片面而又实际的历史文化，则严格遵循博爱主义思想的逻辑路径，把这个统一体作为观念渐渐地分解了。
衡量人之所以为人所适用的公共标准，最终也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趋于形式化。
变到最后，广大群众谁也看不见，摸不着这个标准了。
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互相厮杀的人群的观念。
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受着各自的人之本能的驱使，且不论这本能是种族、民族，还是国家、阶级，不一而同；——他们组成了一幅撼天动地大争斗的图景。
在这里，只有一件事主宰着一切：这就是血淋淋的成功。
不论是道德的，不论是法律的标准，但凡可以叫作观念、标准的一切——据说曾一度统治一切人类关系——，只是为他们的利益和本能俯首帖耳效尽犬马之劳的大棒、刀剑、武器，——只是成功的伴生现象，是假面具；人类集体的自私自利之心，就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面孔躲藏在这些现象背后。
并非任何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
哲学命题——那些有气无力地浮在所谓文明圈水面上的小气泡——表达了欧洲目前的状况；反之，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最清楚最真切地道出了欧洲的内在状况。
下面我要讲述前面提到的七种精神力量中，其他几种是怎样把基督教爱的律令排挤开的。
在此之前，有必要简要地阐述一下最一般的基督教的集体理念最后的本质规定——看看它们是怎样从爱的律令中繁衍出来的——
[1]指近代博爱主义的爱。
——译注
[2]参见拙文《论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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