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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外国民间叙事的传播、最终被当地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最近传播论者却非要主张,我国的民间叙事都来自国外,甚至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常识。
对此,我表示坚决反对。
那么,我国原来的民间叙事是什么样的?后来又与怎样的外国民间叙事发生了联系?一般来说,对此很难按顺序阐明。
但在个别特定的场合下,我们依然可以在现存口述资料的背后,窥视到一些故事的源起。
肥前福泉寺的和泉式部传说便是一个例子。
据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野鹿生下的孩子,后来成了光明皇后,不过这并不是此类传说最古老的版本。
同理,虽然此类传说取材于印度的佛教故事,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那些祭祀药师如来的山庙,为什么格外重视此类传说。
对此,我们还要继续加以探讨。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众多日本民间叙事中,天赐之子往往都以鸟兽的形来到人间,而且有不少世家都很重视此类叙事,并用某些身体特征来证明,自己是天赐之子的后代,如绪方氏的身上就有形如蛇尾的青痣和三片蛇鳞①。
光明皇后、净琉璃御前的脚趾也继承了同样的叙事传统。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布制足袋在民间普及之后,古代日本人用杰出的文学才华,将足袋和天赐之子这些继承自野鹿的身体特征联系起来,为传统的神圣叙事增添了有趣的细节,并赢得了各地听众的欢心。
显然,此类传说是由自室町时代《义经记》问世以来就广为人知的《净琉璃姬物语》②与《鹿母夫人》融合而成,但其原型似乎还要追溯到室町时代之前。
我国自古就有《田螺儿子》《蛇郎》等天赐之子或异类婚题材的民间叙事。
比如,肥前五町田的农民们传说,鹿生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和泉式部,而且如上所述,此地还流传着神佛把小蛇赐予人类的故事③。
也就是说,在添加关于足袋起源的细节之前,此地就已经有了天赐之子的故事。
又如,三河国北设乐的神乐剧,一定是由五个男演员来表演,当地人在解释缘由时,特意引用了佛教经典中鹿母夫人生下莲花的情节,这同样可以说明古人的文艺才华有多高。
换言之,我国人民从来不会生搬硬套外来的故事。
古人最初之所以编纂《今昔物语集》,与其说是为了保存罕见的民间叙事,不如说是为了给那些靠民间叙事谋生的专业人士提供资料。
即使是《今昔物语集》,也按照日本人的喜好对印度故事加以取舍,做了改造。
简单地说,民间叙事自古以来都留有想象的空间,每个时代的听众都要求讲述人对此做出补充和改编,这种修补工作逐渐呈现出职业化和艺术化的趋势,随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外国故事采录热潮,最终形成一定的叙事传统,由同流派的门人代代相传。
因此,今人仅仅根据现存民间叙事的若干特征,就武断推测这个叙事的全部历史,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民间叙事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漫长演变,这种演变过程与民间叙事的起源是两个历史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传播论者认为,日本的民间叙事都是外国故事传播和演变的产物,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传播论者为什么要妄加判断,认为日本所有的民间叙事都来自印度?难道在钦明天皇十三年(552)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一个故事都不会讲述,天天只会沉默发呆吗?或者说,在佛教故事传入我国之后,古人像最近的新派青年一样追赶潮流,把本土的古老叙事全都忘掉了吗?其实,传播论者不必匆忙下结论。
现在还不到追溯故事起源的时候。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静下心来,研究那些现存的中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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