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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雅典法律，或者说根据绝对国家的精神，苏格拉底所做的这两件事情都是破坏这种精神的。
在我们的宪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原则是较强的共同原则，但它听任个人自由地活动，个人对普遍原则不能是那样危险的。
因此，当这个作为一切事物的根据的公共宗教趋于瓦解时，对雅典国家来说是一种颠覆。
在我们这里，国家是一种独立的绝对力量。
灵机也是一种有别于公认的神灵的神。
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使公共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的成分。
确立的宗教与公共生活有如此内在的联系。
若没有它，国家便不能存在。
宗教造成了公共立法的一个方面。
因此，在人民看来，提倡一种将自我意识作为原则并使人不服从的新神，当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与雅典人争辩，但是必须承认这对雅典而言是一贯的、必然的。
第二，妨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不假的。
在雅典人那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具备主观自由的我们更为坚固，更能作为生活的伦理基础。
孝道是雅典国家的基调和实质。
苏格拉底在两个基本点上对雅典生活进行了损害和攻击，雅典人感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苏格拉底被判决有罪难道值得奇怪吗?①
雅典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城邦的伦理实体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之间的斗争。
黑格尔从雅典共同体的观点来审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颠覆了国家宗教，并干扰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
由于苏格拉底是主观性的自我满足的实体，他不能接受与自我定义不一致的共同体原则，而这正是这种势不两立的冲突的基础。
《安提戈涅》是黑格尔喜爱的悲剧，描述了两种道德原则——在科瑞翁身上体现的国家法律和为安提戈涅人格化的家庭法律——之间不可逾越的冲突。
尽管对立面由两种不同的内容组成，但雅典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正是这样的悲剧。
悲剧是文化的一部分。
世界史是由两种顽固的道德原则的碰撞的实例来填写的，雅典—苏格拉底之间的对抗也正如同这种情况。
黑格尔证实苏格拉底是一个天才，但不认同他反对雅典国家的道德主张，不认同他的“智者”
身份。
黑格尔讲述的是来自雅典法庭的沉思的悲剧。
国家没有选择，只能审判苏格拉底，因为柏拉图的这位老师挑战了雅典社会的宗教和家庭的基础。
当黑格尔赞成对雅典法庭的指责时，他结识了自己国家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
由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抽象个人主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种共同体。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强调他对社会集体的认同。
正如他谴责抽象主观性的主张，黑格尔也驳斥了自然法的理论原则。
将每个个人都限定在共同体中的力量是道德实体。
黑格尔将实体规定为外在的、客观的实质。
这种将人们融入共同体的客观实质是道德价值。
实体是一种社会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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