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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柯亨与安德鲁·阿拉托将当前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界定为“后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这一争论系于一种思想成熟的怀疑论，而这一怀疑论的矛头直指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之现代形式的总体批判。
②然而，如果当前的争论就是要理所当然地超越马克思主义，那么，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就在于从马克思的身后来找寻灵感与理论的引导。
这种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旨趣，大大强化了青年马克思曾自豪地宣称已经超越了的思想家即黑格尔在研究中的指数与相关性。
当代的讨论围绕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政治哲学范畴的激烈批判引发的获益与损失，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使得黑格尔对现代个体自我之历史性出场的陈述以及对现代市民社会之动力的分析，焕发出新的理论感召力，这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互动，也包括出现了竭尽全力捍卫社会福利与个人自由等社会目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
为了将市民社会既描述为资产阶级市场关系的领域，又描述为制度化的个人和公共权利之“市民的”
领域，黑格尔对德语词汇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进行了双重意义的开发，马克思却将市民社会的意义收缩为“资产阶级社会”
，即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域。
马克思当然没有由此而宣称要放弃为个体自由或个体成就而进行的斗争，但他基本上还是重新界定了斗争的术语。
由此，在马克思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重新概念化中，个人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而市民社会的“市民的”
维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承诺的市民的个人权利，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附属或者经济关系的伪装。
当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让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和他的激进后继者之间的冲突在什么节点上是利害攸关的，进而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关于市民社会的早期争论，以及19世纪40年代那个对日后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时刻，在那个时刻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被马克思的批判彻底取代。
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改造已成为许多研究的论题，然而，在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和他对个人主义的深层矛盾上，所有聚焦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这一关键维度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只要研究者们相对孤立地来处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性考量，他们对马克思脱离黑格尔的理解都不可能充分。
当然，许多研究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理论与思辨哲学之灵感的否定连接在一起。
然而，就学者们对青年黑格尔派（像大卫·施特劳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理论与哲学研究与马克思政治思考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异的假设而言，在马克思与早期德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大部分的文献都没有将黑格尔政治哲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大范围内的研究与转换揭示出来。
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在于：对激进的黑格尔派之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纠结进行考察，不仅会清楚地呈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断裂，而且也会清楚地呈示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向度，以及这一向度与德国“三月革命”
前政治流派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上，我们的理解同样也受到了一种研究定向的阻碍，即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一极为重要的方面进行处理，是在隔离其被阐明的语境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历史学家和与之相近的理论家对于下述假设的提出缺乏深思熟虑：马克思态度（指批判个人主义——译者注）的充分根由，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以及支持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其核心是麦克弗森曾经称指的“占有的个人主义”
）的排斥。
显然，在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个人以及市民权利之本质的观点时之所以产生困难，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认识马克思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当时德国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那么，是不能清楚地解释马克思观点提出的根由以及提出的过程的。
对那些关于市民社会之状况的辩论进行考证，将会把马克思早期理论旅程连同他的批判目标，一起还原到它们真实的思想语境中，这不是指前述关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全球话语所连带出的那个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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