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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人格主义向来被认定为最重要的向黑格尔的泛神论哲学发起攻击的神学、哲学和政治力量，这表现在许多新教、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对黑格尔泛神主义的指证与驳斥中。
但是，本书第1章却认为，老年谢林的所谓“实证哲学”
，通过赋予基督教人格主义以哲学的尊严而深深影响到关于人格问题的讨论。
本书第2章认为，弗里德里希·斯塔尔的人格主义政治神学是与谢林的哲学分不开的，而斯塔尔是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派最棘手的政治哲学对手。
第3章将从费尔巴哈在19世纪30年代回应德国神学和哲学之个人主义流派的角度来考察他的著作。
根据费尔巴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死亡与不朽》，以及他在1835年论述斯塔尔的论文，该章将会指出：费尔巴哈长期研究基督教人格主义，不仅深深影响到他对基督教和黑格尔本人的批判，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人格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成为他19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核心。
而这一点，学者们长期以来却鲜有体认。
第4章主要是就黑格尔派在19世纪30年代批判人格主义的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讨论。
一方面，人格主义政治神学介入由施特劳斯1835年《耶稣传》出版所引发的论辩中。
围绕施特劳斯批判基督教之政治意义而展开的争论，加深了黑格尔派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进而也使黑格尔派本身沿着政治路线分解了。
另一方面，德国关于人格主义的讨论，受到了法国新社会思想的影响。
具体说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谓的“新基督教”
提供了社会批判和泛神论的思想合体，这一合体为德国的人格主义批判注入了界定宗教和社会问题之关系的全新资源。
第5章将通过考察契希考夫斯基、海涅、赫斯以及费尔巴哈等的话语来揭示当时的思想辩论。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主要著述将会被重新指认为德国和法国激进主义交汇的重要范例。
我在本书中将费尔巴哈界定为“基督教市民社会”
的宗教一政治批判家，这可能是我最有争议的观点之一。
①然而，这却会加深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解，即以费尔巴哈为突出代表的19世纪30年代的哲学激进主义如何影响了40年代黑格尔左派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我再一次强调，我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固定的因果关系，而是在一个问题集合中揭示意义关系。
本书有些章节将会讨论费尔巴哈、甘斯、海涅、赫斯以及契希考夫斯基思想中政治、社会和宗教批判的内在关系，这为理解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左派更为明确的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出现确立起意识形态、哲学和修辞的平台。
本书最后两章将会详细分析19世纪40年代早期决然转向社会和政治批判的重要黑格尔派成员卢格和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将会看到，在消解30年代宗教、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统一体上，马克思比任何一位激进黑格尔主义者都走得更远。
然而，我们还是要去指认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基督教批判而推进自己的思想的。
如此，激进黑格尔主义者反对基督教个人观念的运动——正如青年费尔巴哈1828年给黑格尔的那封信中大胆提出的废黜“自我”
的努力——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批判的核心是什么。
对于青年黑格尔激进主义者来说，批判基督教人格主义，也就意味着批判当时君王的话语和特定的君权话语。
关于君王之人格的争论，变成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新生左派对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讨论的重要方式。
这会使得这样一个深层的假设看起来更可信，即不论是对黑格尔派还是非黑格尔派来说，作为类的“人”
与社会、政治条件一起造就了个人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和评价19世纪早期政治理论史上最重要（也可商榷）的历史事件，即马克思批判个人主义以及转向社会主义的重要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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