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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令人诧异的结论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安抚住反动主义者，但勾希尔的策略却证明了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向哲学和政治立场的转向，这种立场与实证哲学家谢林、斯塔尔以及思辨有神论者小费希特、魏斯的立场几无差异。
勾希尔、盖布勒、海涅等黑格尔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当作对正统信仰的哲学支撑。
迫于施特劳斯用黑格尔的范畴来激进地反对基督教的压力，勾希尔等人不得不抛开对哲学与正统观念的调和，继而去寻求一个更为具体的过程，把黑格尔右派吸纳为黑格尔体系的哲学批评者。
其实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之前，费迪南德·库纳在深入地讨论勾希尔与小费希特关于个人不朽的争论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
库纳对勾希尔在黑格尔主义基地上捍卫个人不朽观念的做法表示震惊，他指出：“无论是谁，只要将绝对置于人格而不是观念之中，就会分解黑格尔的体系……如果勾希尔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主义的当前代表，那么在绝对被置于人格之中的情形下，这种哲学就与其敌人联手了。”
②
正在形成中的黑格尔左派，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右派倾向于基督教人格主义哲学家的立场。
重要的一点是，费尔巴哈1837年告诉卢格，他对斯塔尔的批判“间接地”
适用于勾希尔。
③费尔巴哈1837年应当不会知晓勾希尔的《承诺》，因为它的写作乃为奥特斯坦私人所用，况且其基本言论到1838年才得以发表。
费尔巴哈主要是针对勾希尔的早期作品，特别是其1835年论不朽的著作，同时可能还包括其对政治复辟抱有莫大同情的法理学作品集。
①施特劳斯在1837年《对我的的捍卫》中，也谴责保守的黑格尔主义批评者背叛了思辨哲学的精神。
施特劳斯指出，虽然对于所有黑格尔主义者来说，理性的权利在批判哲学和宗教意识上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主义者仅仅是要去界定直接的信仰或直觉给予的东西，因此会接受宗教实证主义而不是批判它。
于是，施特劳斯得出的结论是：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在本质上滑到他（指施特劳斯——译者注）参照斯塔尔来说明的谢林学派的实践中去了!②
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施特劳斯，都没有以政治的方式指认黑格尔右派的缺陷。
然而，这两人却是根据实证哲学家最具有政治性的维度来辨析核心的黑格尔右派，这说明政治对于他们来讲与神学和哲学紧紧粘连在一起。
实际上，施特劳斯通过直接指陈黑格尔右派之神学实证主义的政治推论而放大了对后者的批判。
他认为谢林主义者使“历史法则”
超越于“理性法则”
，并使其附着于束缚普鲁士复辟的“稳定性原则”
之上。
因此，施特劳斯总结说，那些跟随谢林和斯塔尔进入同样的政治实证主义国度中的黑格尔主义者，显然都无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清晰的思想信息：“任何一位读过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许多根本性问题的阐述在这本书中完全不同于在普鲁士国家中的阐述。”
③施特劳斯大胆地坚持黑格尔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想要听到的结果。
想要使正在形成的政治辩论从宗教—哲学辩论中分离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施特劳斯决定用受到严苛指责的后革命时期欧洲政治的术语来描述黑格尔学派内的“右派”
“中派”
和“左派”
，自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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