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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好，但它最尖锐的批判却也为黑格尔从整体上总结国家的形象所用。
舒伯特与卡尔加尼科实际上在此反对黑格尔将教会的伦理和宗教的角色移向国家，这正是众所周知的虔诚主义者表达的一种批判。
②他们的批判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以至于黑格尔感到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虽然他并没有过多地去面对批判所牵涉的一系列哲学上的混乱。
舒伯特1839年以一种更具有攻击性的辩论方式重新回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上来，而他早期的那种虔诚主义的论调此时在斯塔尔政治神学之幽灵面前相形见绌。
舒伯特1829年认为，与黑格尔所持的观点不同，伦理生活“建立在人格、善良意志基础之上，因而最终建立在国家无法超越的宗教基础之上”
③。
然而到了1839年，舒伯特通过将人格主义形而上学运用于普鲁士国家而有意遮盖了正统路德教派对尘世国家与伦理一精神领域的分离。
他不再认为国家仅仅只是一个“权力和法”
的领域，毋宁说，他认为国家在君主的具体体现中象征着人格概念的完美表达，而“人格”
是由新教激发和创造的一个概念。
①所有形式的立宪，包括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都与这种“普鲁士国家的最高生活原则”
相违背。
因为“立宪君主制不过只是一种穿着君主外衣的共和政体”
，所以，舒伯特实际上在其结论中支持了列奥以警察行为来对抗黑格尔主义的颠覆性的主张。
②
舒伯特“著名的谴责”
（卢格语），实际上推动了黑格尔主义者关于人格概念的讨论，这一概念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以及普鲁士国家都不无相关。
③在与投靠正统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阵营的黑格尔右派的尖锐对立中，少数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承认了反黑格尔主义的反动派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派的言论，这也是批判普鲁士现状以及黑格尔妥协的权宜之计。
例如，柯本、福斯特就承认反动派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普鲁士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
④更有甚者，福斯特还接受了黑格尔右派的这样一个论断，即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必然是要去支持君主的个人权威。
通过诘问黑格尔的“自由主义”
和“立宪”
，福斯特预演了19世纪40年代前期来自卢格、鲍威尔以及马克思的更为激进的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不仅如此，福斯特对黑格尔政治学中人格主义要素的批判，也预示了黑格尔左派最终以实证哲学之政治人格主义来对黑格尔做出的认定。
很少有黑格尔主义者在1839年像福斯特这样大胆、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为普遍的策略是，通过辩称历史在自己的一边而直接迎头痛击舒伯特的论断。
也就是说，黑格尔主义者强调：欧洲历史的基本发展轨迹已远离个人权威，而是朝向国家本身的主权，国家是一个由理性宪政统一起来的权力的集合。
在对现代欧洲国家这样一种历史趋势的概括及其详尽描述上，爱德华·甘斯比其他黑格尔主义者都做得更多。
在整个19世纪30年代的讲演与著述中，甘斯将现代国家的起源追溯到路易十四对一个克服非理性的、分裂的封建碎片的统一国家的创造。
虽然这种统一最初只是被认作对“自我性”
或绝对君主之主体性的确认，但甘斯还是相信，现代国家已经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走向了一种客观的、非个人的统一。
①在对舒伯特的回应中，甘斯认定普鲁士已经步入了这样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
他并不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是认为在普鲁士国家及其政治机构、司法管理之制度中实际上存在一种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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