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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斯同时还认为，黑格尔关于君主的观点准确地描述了普鲁士国王被限定的但也十分重要的角色。
②为了支撑其观点，甘斯挑衅地指出：“人格之神化”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此象征是在对现代国家复杂的、非个人的总体性的理性审视中产生出来的。
③重要的是，甘斯对权力的外观与其现实之差异性的认知，把“象征”
与“概念”
之对立从当时人们更为熟悉的黑格尔宗教哲学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这一点，预示了卢格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指向基督教的君主政治原则，也指向黑格尔自己的君主制概念。
其他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同样既支持黑格尔的立宪，又支持远离斯塔尔、舒伯特主张的个人政治的根本性历史运动。
①伊曼纽尔·奥根斯基（切梅诺的一位中学教师）对舒伯特做出过最为详尽的回应，他强调立宪君主制最好地实现了人格原则，由此也就抛弃了舒伯特的言论。
“纯粹的君主制”
仅仅只是针对一个人的人格而言的，而立宪君主制则依赖于许多有思想和行为能力的人的互动。
通过动用黑格尔具体人格观念和政治参与者施作用于市民的一般假设，奥根斯基提出如下断言：一个立宪君主国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国家”
，因为它既保证和养育了“管理者”
的人格，也保证和养育了“被管理者”
的人格。
②舒伯特讲的人格导向一种否定“人民”
的“独断权力”
，而真正的人格概念在奥根斯基看来，则要求“所有处于非个人状态下的人在政治和精神上被解放”
③。
这一政治的规范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导奥根斯基对现存的普鲁士制度做出批判，声讨其在克服政治生活与人民的疏离上无能为力；但他实际上畏惧不前，而且认定普鲁士国家已经走上了基本的理性、进步的发展轨道。
确切地说，奥根斯基并不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唯一急迫要求维护普鲁士的人。
不过，其他黑格尔主义者对舒伯特的回应，在对普鲁士现状的评价上更显得矛盾重重。
甚至于，甘斯对普鲁士国家合宪法性的捍卫，与他一生的对立性立场和为“一个反动时代的自由”
④而突然献身（1839年）的风骨相比，都被认作是一种夸张的策略。
实际上，甘斯真正的观点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这样一个论断中得到了更好的阐释，即普鲁士是一个“作为监护人的国家”
①。
对普鲁士国家进行长期批判的自由主义黑格尔派成员弗里德里希·卡拉沃，认同奥根斯基对人格观念的改造，但他又对后者接受普鲁士的现状表示谴责。
②在一本匿名出版的《黑格尔与普鲁士》中，卡拉沃批评普鲁士没有重视弗里德里希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宣言，即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位仆人，他的个人权力从属于理性国家。
进而，他又尖锐地指出，普鲁士不愿意承认“国王的升迁仅仅只是人民的事务”
，因而实际上已经从西欧、西南德国，甚至是自己的发展轨道歧出。
③“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现在最迫切的要求，是排拒任何形式的专断，捍卫法律、自由以及所有人的自主发展。”
④卡拉沃将这些目标在普鲁士的实现寄希望于“德国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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