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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
的一个例子。
⑤鉴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自我思想、现代资产阶级与政治自由主义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这里有必要强调，早期德国左派经由对基督教人本主义的批判而过渡到了对自由主义的“分化”
与“利己主义”
的批判。
当马克思将政治民主描述为“人的世界——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中基督徒的至上、最高存在”
的时候，左派对神学与人格之“世俗”
自由理念的整合已经完成。
①
政治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的密切联系，直接影响到海涅、契希考夫斯基以及赫斯，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减少人类痛苦的“政治”
解决方案的宗教机制。
与法国社会浪漫主义者相仿，海涅坚信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不是政府的形式或者人员，也不是共和国或者君主的宪法限制；真正的问题是人的物质幸福问题。
②因此，海涅在1833年写道，如果要在精神与物质上解放人类，那就必须使“政治革命”
与“泛神论”
结为联盟。
③赫斯强调，要找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宪法”
，既要“内在的”
也要“外在的”
的平等，也就是精神与肉体的平等。
④这一对肉体与精神之协调的需要，超过了一个特定的经济正义的概念，为赫斯对“财产共同体”
的欲求提供了一个基础。
与赫斯相反，契希考夫斯基没有为政治的或社会的改革，尤其是“财产共同体”
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⑤这样，他无异于将解放与解决人类生活全部矛盾的决议等同起来。
“抽象的自由”
在他看来是“现实社会的原罪”
，而“具体的自由”
必须成为人类行为和所有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目标。
这三位社会预言家坚信，要从各种压迫下解放自由，最终要取决于感觉论与唯心论之和谐的重建。
虽然对担当这一重建的社会、政治和神学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存在，但在具体应用上，他们却各不相同。
现在我们就转到他们的不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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