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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督教市民社会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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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思想家，这与他对宗教的批判立场是一致的。
不过，当我们在19世纪30年代人格主义与泛神论的政治化与社会化争论语境中考察他时会发现，一个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方面，本质上也明显包含在费尔巴哈的目的中，同时在他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意义。
像契希考夫斯基、赫斯、海涅，甚至那些早期法国社会主义的预言家一样，费尔巴哈试图超越基督教文化衰弱的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像他们一样，他寻找在当前情势下人类社会一个划时代转变的根源。
如果我们把费尔巴哈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这又是在道德意义上来说的，有人或者会说，这几乎是在前社会主义意义上来说的），他的积极的社会主义的“大纲”
由什么构成呢?未来的种子是什么?费尔巴哈的社会化的政治视角是什么呢?
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在创造一个私有的、利己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明确表达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法国与德国的激进主义的一个中心主题。
但在这个社会政治的批判背后，我们或许也看得出18世纪人们关心的基督教的政治影响的反响。
这些都起源于启蒙运动过程中关于基督教在罗马没落中的角色的讨论。
伏尔泰与吉本都指责基督教破坏了古代政治生活的公共精神，但是卢梭把对基督教的谴责与对商业的批判联系起来，使得二者都必须为现代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承担起相应责任。
①他强调，基督教不仅摧毁了古代的公民道德，因其超世俗的利己主义，它也是当前“公民教育”
的一个障碍。
②卢梭设想的作为真正共和国必不可少一部分的公民宗教，旨在将基督教、公众与积极分子完全颠倒，三者中基督教信仰是个人的、消极的。
卢梭对现代基督教消极的观点给青年黑格尔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③黑格尔也力图创造一个“公民宗教”
，尽管他的《民众宗教》是建立在早期基督教的真理之上的。
与黑格尔认为已蜕化为一个“实证的”
外部权威的信念的历史形式形成对比，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基督教的精髓是，“道德的命令是信仰的基础，不是它命令的仪式，也不是它劝诫的或承担的积极的学说”
④。
基督最初的启示，黑格尔宣称，是激励人们成为一个“来自人类自身的存在的自由美德”
⑤的人。
因此，基督的话语不是以法令或者禁令的形式，而是以诉诸“我们的心”
的内在能力的形式去回应“道德的挑战”
⑥。
劳伦斯·迪基有力地证明，黑格尔分析基督教从“道德宗教”
衰落到“实证的宗教”
的主要目的，是复兴道德与基督教与生俱来的激进主义，进而以此作为当代世界的改革的潜在资源，当代世界的共同生活是由“商业社会的社会经济路线”
日益组织起来的。
⑦
费尔巴哈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只可能知道18世纪90年代黑格尔的随笔一直都没有出版，直至1907年才被公之于众。
尽管这样，当费尔巴哈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知识环境，即新教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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