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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国家元首被认为是斯塔尔的国家元首的对立面：费尔巴哈的国家元首是一个“人”
，“像所有我们一样的善良的人”
，可假定的被选举出来的执行者。
斯塔尔的君主包含在神秘的政治神学中，引入了从天上到地下一片混乱的社会大众的统一体，费尔巴哈的国家元首是拥有主权的人们构建自己统一体的一个内在过程的现实化或者显现；斯塔尔的君主是一种特殊意志，费尔巴哈的国家元首是一个类主体，他的意志与活动是人类自发的意志与活动。
然而，即使这些超然权力与内在权力的概念之间的对比足够真实，它们在试图通过统一性来实现多元性上却是一致的。
这两者都导向了一个更强的主权统一性的概念：在斯塔尔的范例中是选定实实在在的人；在费尔巴哈那里则是用一个类主体，直接继承了卢梭的“公共人”
，法人通过共同体中个体的联盟来形成。
①
费尔巴哈渴望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一个可以克服人类的非政治化以及追逐私利活动的伦理共同体，一种自觉地将活动指向类的完善的美德，这就形成了对一个明了的、直接的人与人相统一的共同体的需求。
黑格尔认为个人只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就能将自身与整体统一起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这一整套方案感到急躁不安。
他的急躁不安表达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黑格尔左派中的一种普遍的信念，即黑格尔哲学不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盛行的保守主义氛围，政治生活中反动力量的明显成功，以及锐化的社会张力似乎都呼吁一个更直接、更彻底的解决方案。
黑格尔设想了一个辩证的统一性，费尔巴哈开始意识到一个微弱的二元论。
事实上，他把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分离看作人类真正异化的一个表现。
这个想法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是神秘的、不明确的。
它成为1843年明确了自己的批判立场的青年马克思的一个信条。
但这是后一章的主题了。
对本章而言，与其说充分强调了费尔巴哈讲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强调了费尔巴哈与我们回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激进思想流派的密切关系。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无神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泛神论，以及前者讲的“感性”
与后者讲的“物质的复兴”
之间的对应，足以表明费尔巴哈共享了散布于19世纪30年代德国进步分子中的社会浪漫主义。
对许多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可以将其用于非正义和苦难的新大陆上，以祈求宗教的和谐。
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为德国基督教人格主义者与泛神论者之间的争论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重要的“社会”
维度，它加剧了人格观念与市民社会间的负面联系。
在德国与法国传统交汇点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关于爱的泛神论，它力图克服基督教人格主义和现代商业社会的利己主义。
这个新的社会泛神论与“社会主义”
基本相同，在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
前的时期，社会主义意味着对一个正确理解人类的集体存在实际结果的道德承诺。
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激进主义，天真而浪漫，但它处在三月革命前的德国的严肃政治与社会氛围中，充满了压抑。
当遇到沉重的政治镇压与恶化的社会条件时，这种微妙的组合便快速浓缩成对行动的更加激进的呼吁。
海涅在1840年声明，未来属于“钢铁般的人”
①。
那个时候，他自己早已经割裂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
这种激进主义风格也许瞬息即逝，但它深深地铭刻上了海涅、契希考夫斯基、赫斯、费尔巴哈以及许多他们与同时代的德国进步分子宗教的、哲学的与社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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