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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那些年代的许多思想家都坚持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认为政治能力取决于公民对于需求和自我利益的独立。
③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从必然王国和家庭的束缚中独立出来，才能确保终极目的是过上善良和正义生活的社群参与者的自由。
然而，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对于必然和自由的区分，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劳动奴隶和妇女与一个自由的男子政治阶层的分离中；到了18世纪，这种区分已经被内化为代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或者能力。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性可以维持的，二元性假设作为“人”
时，个体可能会自私地行动，然而当作为“公民”
时，他有义务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无私地行动。
然而，尽管在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社会的人与政治的人的分离中有其固有的不稳定性，尽管对于北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对于诸如康德、摩西·门德尔松、黑格尔等德国人思想的争论也都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区分还是被证明是极为持久的。
费尔巴哈没有否认对于不同的公民和社会能力进行区分的努力，但是，他对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批判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来看，区分“人”
和“公民”
的整个传统一定表现在神学的意义上，因为它使人的“公共特质”
与人自身相异化。
①因此，费尔巴哈对于“人”
和“基督徒”
在宗教领域上分离的批判，与对“人”
和“公民”
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分离（同时引申出劳动与政治的分离）的批判有机结合。
人和公民之间长期的二分法已经失去了它的确实有效性，因为在他看来，需求不再作为对政治上的道德威胁出现，而是作为人类对于善，也就是人性全面发展的追求手段而出现。
因为需求处在费尔巴哈的“真共同体”
概念的中心，他谈及的国家也就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那些词语。
黑格尔的国家需要通过复杂的中介与社会联系起来，并且它旨在在一个更高的统一性中牵制市民社会这一必然性领域的内在分裂。
对费尔巴哈而言，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市民社会内部社会组织的原则，而国家在他看来是描述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之总体性的普遍术语。
更进一步说，爱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它的合作的劳动分工构成了这一总体性：
在国家里，人们的权力使他们区分开来，并将他们置放于不同的次序上。
通过这种区分以及整合来构造一种无限的存在，因为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力量会形成一种单一的权力。
国家包括所有的实体，是人的天意……我被一种普遍存在所包围：我是整体中的一部分。
①
如果真正的国家是“无限的、无穷的、真实的、完美的以及神圣的人”
，那么费尔巴哈则只是把一个人保留在“国家”
的顶峰处，因为他不想形成另外一种孤立的抽象：“在国家里，人们的基本特性或者活动通过特殊的财产权得以实现，但在作为国家元首的人那里，他们又构成一个统一体。”
②这个国家元首具有一些与黑格尔讲的君主相类似之处；但是正如费尔巴哈所构思的国家一样，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元首的概念。
黑格尔的君主象征着国家的立宪总体，而费尔巴哈则写道，国家元首代表“无差别的各阶层的人，对他而言，他享有所有平等的义务与平等的权利。
他代表全世界的人”
③。
国家元首因此不仅仅代表国家的政治统一体，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力量的统一体，因为他在相互依存的体系中产生自身。
费尔巴哈对国家本质的清晰说明，再次暴露了激进的民主主义在逃避个性认同和主观决策中出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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