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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年鉴》从一开始就想将批判精神作为一种方法，来应对卢格认为的德国公共言论令人失望的状态，卢格大胆地把这种状态归为“德国狭隘的公共领域”
③。
卢格这里是暗指德国联盟政治讨论审查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在1830年革命后日盛。
《哈雷年鉴》旨在培育这种被压抑的公共领域，但是卢格在1845年回忆说：“直接的政治批判比直接的宗教批判更危险，它必须在一开始就被禁止。”
①
卢格最初认为，折中派的无偏见很好地把“写作”
和“阅读”
公开地拉入到批判性的讨论中，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存在跟黑格尔同样方式的非黑格尔哲学的立场。
②那就是说，致力于一个辩证方法的进步观的卢格认为，不充分立场的重述是扬弃它们，使之成为更高真理的必要准备工作。
《哈雷年鉴》提供一个与时代矛盾作斗争的论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该杂志被指定为负责实现“时代精神的著作”
③。
当战线被牢固地制定后，《哈雷年鉴》放弃了他们折中主义的幌子，卢格接受了挑战，把该杂志塑造成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组织。
甚至在创办《哈雷年鉴》之前，卢格就已经声明他对当时发展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政党路线”
的施特劳斯的神学批判的支持。
④施特劳斯的论证加强并证实了卢格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政治冲动的深刻见解。
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卢格一读到黑格尔就立马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把双刃剑，猛烈地切割愚蠢的专制主义”
⑤。
受施特劳斯的鼓舞，卢格以“批判所有权威的精神”
来对抗实证的、现存的权威。
⑥正如施特劳斯在他的论战文章中所主张的，卢格在1838年和1839年仅仅通过在普鲁士的真实本质和政治现实之间建立一种确定的张力来捍卫普鲁士，这是如此地顺从反动分子，以至于他们的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明显地兴盛起来。
卢格将普鲁士与自由的自我意识原则的联合不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事实”
描述，而且是对这个国家致力于渐进改革的一个修辞学的劝诫。
考虑到他在1838年对普鲁士的根本乐观，这似乎是合理的。
这个禁令的效力应该与他同样频繁地警告如果国家违背义务革命就会发生的修辞效果同时发生。
当以他的批判义务来衡量他对普鲁士的忠诚时，应该考虑到审查制度的影响。
那就是说，很容易被误导而认为卢格隐藏了在1838年的革命政治议程。
他真诚地相信普鲁士在理性改革上共享了他的兴趣；但是当国家否认他的时候，他同样会被误认为是一个信念破碎的普鲁士的辩护者。
面对普鲁士的镇压，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变得更加尖锐，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的理性信仰变得不堪一击，毋宁说，也是因为国家变得更加顽固，和缓他们的说辞并充当“外交官”
（卢格语）的收益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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