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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卢格对人格主义的批判：从浪漫主义到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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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前面的章节而从意识形态的背景来看卢格时，他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
在由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发的政治争论中，进步的黑格尔主义已经被政客和那些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更支持普鲁士皇家法庭而不是任何黑格尔主义者的个人辱骂为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
卢格对施特劳斯的支持是广为人知的，他清楚地将反黑格尔神学的争论视为一个“更广泛的进程”
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反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保守运动。
①如卢格在1838年关于海因里希·列奥的文章中所指，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反动派所做的将施特劳斯神的人格批判和革命政治相关联的准备。
事实上，卢格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的所有著作都揭示了他的意图，即渴望通过施特劳斯的争论来直接解决政治问题。
卢格融合了他参与神学政治学争论和他早期在第一部主要著作中的审美情趣，这部著作就是他与伊特米尔合写的1839年宣言《新教与浪漫主义》。
①在政治反对派的持续攻击下，卢格几乎完全使他的审美判断从属于政治。
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期的文学浪漫主义只是就揭示出19世纪30年代的反动政治势力而言对他才很重要。
海涅的文章《论浪漫派》影响了卢格；卢格认为浪漫主义者的哥特式品位、他们对于中世纪的怀旧以及对于崇高的奥秘和遮罩仪式的热爱，都预示了一种天主教徒的感情，这是与新教的单纯和精神的独立相矛盾的。
在他关于列奥的虔信主义的文章中，新教自由原则的浪漫主义腐化是卢格宣言的真正对象。
②从1835年起，卢格的基调与黑格尔在《现象学》序言中的浪漫主义批判基本一致，但是又因为关于人格的政治化争论而变得敏感，于是他将这些关于新教的歪曲归因于浪漫主义者对于“主观想象力”
的固恋。
卢格承认《暴风与渴望》的诗人以他们充满**的主观性赋予文学以新的活力，但是他坚称在费希特的影响下浪漫主义诗人把主观性提高到“我的狂热”
的程度，这是一种最无节制的随意性。
卢格的观点与费尔巴哈对实证哲学的反对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卢格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对象都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的观念，自我或个人的本质外在于与其他人的关系。
根据卢格的观点，利己主义使得浪漫主义诗人对世界漠不关心，将他们引入一种“天主教”
精神和世界的二元论中，这证明了他们异化的脆弱感觉和他们对于人类状况的傲慢无视。
①相反，卢格为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和朝向世界的定位辩护。
哲学的统一导致了从主观性到客观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教导了个体“他最好的特质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②。
卢格拥护“民主精神”
的理想代替浪漫主义孤立的利己主义，即参与政治世界的创建，在这个政治世界里自由将会具体和客观地实现。
③卢格在他高度政治化的观点中信奉的艺术家形象是明晰的席勒主义的，真正的艺术家超越了自身的功利，而且将自由政治的建设视为最高的审美作为。
与艺术家的理想相比，在卢格的评价中，天才的浪漫主义宗教无疑是不民主的，因为它的极端主观性将诗人的自由和社会代理置于共同体之外。
当他认为类似“精神贵族”
的政治就是个人君主时，他就立即引申出了政治的寓意。
关于神学和政治的交叉争论的考量，足以让卢格指责1838年版《耶稣传》时期的施特劳斯与浪漫主义的阵营相距太近。
在他的批判的压力下，施特劳斯弱化了他原来关于个人的上帝是犹太人的集体意识产物的主张。
因此，在新的版本中，施特劳斯将耶稣描绘成天才，就如施莱尔·马赫在他自己的《耶稣传》中所做的那样。
这个改变没有把耶稣重新神化，但是它弱化了他原先1835年理论中的集体主义冲击力。
卢格批判施特劳斯在自己的民主观上与“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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