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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一步地，鲍威尔对组织化的宗教的敌对，导致卢格发现宗教和哲学更多的明确对立，尽管他对哲学起源于“基督教的真正原则”
——即基督教的直观把握了人类的神性化身——的持续信念缓和了这种看法。
②最终，虽然卢格已经是一个熟练的辩论家，但他还是借鉴了鲍威尔的好战言辞，尤其是运用了他对黑格尔做出权威解释的主张，就如当头棒喝打击了“旧黑格尔主义者”
。
但是，鲍威尔对卢格的影响是短暂和相对肤浅的。
1842年年底，卢格谴责了他认为是自我放纵的和轻浮的鲍威尔的唯我论和他的“自由”
的柏林循环。
③此外，在他们合作期间，事实上可能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至少在政治问题上。
1840年，在卢格的文章《卡尔·斯蒂科夫》之后，鲍威尔也发起了一个批判，批判目前的“基督教国家”
死气沉沉的、只是强制的外在“机构”
。
④并且，如卢格一样，他开始将基督教国家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
⑤正是在卢格的授意下，鲍威尔承担了对斯塔尔的“基督教国家和我们的时代”
的批判。
这个主题和鲍威尔的其他文章与卢格已经表达的强烈的坚持形成呼应。
卢格坚持“政府”
和“国家”
之间本质的区别⑥，坚持针对德国人的政治怯懦的谴责，坚持对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域”
和公共生活的需求，坚持“商人”
持有的工作概念和自我意识⑦持有的工作概念的差别，以及坚持将“资产阶级的奴隶”
从不关心政治生活的狭隘中解放出来的愿望。
①
卢格从来没有完全放弃鲍威尔的原则，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他。
卢格与费尔巴哈的交往是深厚而长久的，他定期与费尔巴哈通信了好几年，他也充当了费尔巴哈和他的莱比锡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之间的中间人。
此外，不仅费尔巴哈在卢格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而且卢格也协助编辑了《基督教的本质》。
②仅仅在这本书出版一个月之后，卢格就将对此书论点的赞成议论纳入新的《德国年鉴》③中。
并且在1845年，他评价说这本书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德国哲学著作。
卢格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费尔巴哈没有将他自身局限于探究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神圣的文本，如鲍威尔所做的，也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去努力地确定教条的科学价值。
相反，卢格强调，费尔巴哈揭示了基督教，甚至是一般的宗教，起源于人类的需要和愿望。
④
卢格偏爱费尔巴哈超过鲍威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在于鲍威尔对基督教的谴责是总体性的，而费尔巴哈是有条件的。
鲍威尔认为，人从属于他自身的宗教幻想，使他完全丧失了人性，迫使他成为动物。
为了克服这种绝对的异化，在鲍威尔坚决的定论中，自我意识必须“完全地”
断绝与宗教的关系。
⑤相比之下，费尔巴哈虽然对抽象的神学持敌对态度，但是他把宗教的冲动视为一种本质上有价值的爱的表达。
因为他看到，任务就是将错位的爱转移到人类身上，这个任务是鲍威尔断然否决的。
⑥费尔巴哈强调将爱作为人类生活的凝聚力，他试图通过揭示宗教的人类学真理来使社会“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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