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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原子论和神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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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11月,马克思鉴于自己已经从波恩大学转学到柏林大学,他写信给他父亲详细地描述了他第一年的学习情况。
19岁的马克思用坚定和恳求的语气表明了他将不听从父亲的话去从事法律工作而去追求哲学的决定。
先前的马克思由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热爱转变为对他父亲所推崇的康德—费希特唯心主义的投入,现在,马克思则记述了这种犹如子女对父母的依恋的深陷把他交到柏林黑格尔派哲学家这个敌人的臂弯里。
①唐纳德·凯利已经准确地强调说,这种智识危机和转化已经被马克思对19世纪早期德国法理学的批判性了解促成了。
①因为这种智识危机和转化形成于建构一种全面的法哲学的宝贵尝试中,马克思认识到了理想主义的“严重缺陷”
,即它特有的“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
②。
当马克思沿着康德主义路线努力发展“法的形而上学”
时,康德和费希特讲的标准法律概念与实体法的分离越看越像一种精准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从他们这种失败的尝试中汲取了一种新的决定,即形成他关于“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
的概念,简言之,即“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③。
在19世纪30年代,尤其对于一个柏林学生来说,这样的决定必然指引他走向黑格尔主义。
马克思将自己想象成奥德修斯那样的英雄,他向父亲讲述,他未能创作出符合黑格尔的“崎岖旋律”
的作品看来是一个错误的警报,这诱使他走向了黑格尔。
马克思暗指黑格尔的怪诞腔调已经损伤了他脆弱的富有想象力的耳朵,他说这是年轻学生初次读黑格尔作品的一种正常反应;但除此之外,马克思的文字并没有暗示他最初抵抗黑格尔的原因。
我们马上将了解到,马克思在最初以黑格尔派哲学家自居时像费尔巴哈和甘斯一样对黑格尔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的文字即使在早期也已经揭示出其与人格论有关。
马克思在向他父亲概述了他对康德法哲学的不满后继续描述了他考察现行罗马法中意识发展的努力。
马克思研究方案中的这部分尝试将他从康德唯心主义视野引向了历史法律学派。
历史法律是马克思熟识的领域,因为他在波恩大学度过了两个学期,而在这个大学里教授他知识的很多法律教授都是历史派的拥护者。
这在柏林大学更能得到确证,这个大学里除了著名的爱德华·甘斯,全体法律教职员都被萨维尼及其追随者所左右。
①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第一学年所选的课程使他同这些法学教授决裂。
他在1836年到1837年冬季那一学期修萨维尼关于潘德克顿课程的同时也修了爱德华·甘斯的刑法课程,1838年的夏季那一学期还修了爱德华关于普鲁士公民法的课程。
除了与甘斯的正式接触以外,马克思还经常出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那里聚集了柏林地区进步的黑格尔派哲学家,甘斯或许算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了。
甘斯对他的年轻学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个事实判断出来:马克思完全同意他的老师甘斯对康德主义和历史学派的反对意见。
正如甘斯一样,马克思对哲学标准和历史真实情况、法律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调和进行争辩。
在某种程度上受甘斯影响的马克思反对他自己最初把那两部分孤立看待的做法,“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
②。
马克思继续和他的父亲说,当他读萨维尼的《财产法》时,他已经发现他和这位伟大的历史法律学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没有提及甘斯的情况下,马克思已经果断地加入甘斯与萨维尼的论战中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学到实体私法即人法、物法和物权法的最后一部分时放弃了他在综合性的法律哲学上的宝贵努力。
他告诉他的父亲,他不能再继续强行将罗马观念诸如关于财产、习俗和处理方法的真实情况纳入他所努力构建的康德体系中了,因为萨维尼已经从其对罗马法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那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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