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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依靠的是这种思想和话语背景，但他还是做了一个将他理论水平提高到他同时代人平均水平之上的重要举动。
费尔巴哈对政治和社会的不多的清晰评论，几乎不能跟马克思对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详细评论相比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马克思也超越了左派黑格尔主义最具政治性的人物卢格的论述，卢格将一系列社会政治关系确认为对基督教人格主义进行批判的必要因素。
卢格依然被狭隘的普鲁士政治斗争所束缚，然而，马克思却将其对人格主义与普鲁士国家之间关系的左派黑格尔主义式的见解扩展为一种有关现代国家本身的理论。
这一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他相信，现代国家中随着君主立宪制在人类社会具体生活中的演变，所有的人作为一种抽象存在都必然与国家相联系，所以君主立宪制揭露了政治国家的本质：
因此立宪君主极其抽象地表现了立宪国家的理念。
他一方面体现着国家的理念、神圣的国家尊严，并且正是把它体现为君主这个人。
同时他又是纯粹的虚构，他作为人格和君主，既没有实际的权力，也没有实际的活动领域。
政治人格和实在人格、形式人格和物质人格、普遍人格和个体人格、人和社会的人之间的分离在这里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矛盾。
①
将相同的分析应用于“仅仅被看作特殊国家形式的共和制”
是一种不怎么好的措施，因为在这当中，“政治的人同非政治的私人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存在”
②。
马克思可以忽略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已有的对立并断言它们抽象政治国家形式的本质特征：“在北美，财产等等，即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
所以，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
国家的内容都处在国家制度这些形式的界限以外。”
③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推论道，主权依靠的是政治人的虚幻观念。
纵然马克思承认政治共和政体相对于君主制是一种进步，但他在1843年所从事的对共和政体和美国历史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减轻他对这些政治体系的歧视，这是很令人“惊奇”
和“不安”
的。
在这个灿烂的社会化的“真正的民主”
前景面前，这些歧视看起来是误导的、琐碎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个民主前景将“形式原则”
与“具体原则”
联合起来了。
马克思降低政治现代性成就的意愿，恰恰表明正如他的老师爱德华·甘斯那样，他也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批判现代市民社会了。
政治理论家科恩已经在马克思“消解国家与社会的目标”
中正确地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反现代化的推力”
①。
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充分阐述了这一目标，它是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的毕生志向。
但是，我们能够从先前的分析中获得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渡性质的新认识。
这里需重申一下之前的主张：马克思没有通过反思自由主义来达到他对个人主义的反社会效应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分离的批判。
因此，对于朝向反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文本。
相反的是，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完成了他关于基督教人格主义分析从君主制向革命后的自由国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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