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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第一批意识到并宣布这场即将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的彻底的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
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把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当作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并扮演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者的角色，教给工人阶级学会自己思考。
他们首次提出，阶级斗争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即一种不能改变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一项历史的义务，一项在对本阶级的正当性（一种道德假定）有充分意识的基础上去完成的任务。
这一要求必须使人类避免科技文明在其物质力量的顶点给人类造成的难以形容的灾难。
如果科技文明继续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实际上是偶然性的规律）发展下去，这种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各种宗教和道德告诫受剥削者，他们对今生的苦难的主动接受可以换取来世的回报或净化，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则教导他们把自己看作社会机制的牺牲品。
他们是社会这台机器主要的齿轮，因而也就有可能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运转。
这时，历史就发展到了这么一个节点：有技术专长的人（homofaber）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全面性”
，进而促使“全面的人”
的出现——“一切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力量是革命阶级本身”
①，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观念，非常明确地证明他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理论的道德本性。
我们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管得没得到过他的支持，都是与他的理想不一致的。
起初，奇怪的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和共产国际建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在谈到“党”
时似乎仍在谈论一个没有解体的团体。
知道这一点的人并没那么多。
在这一点上，他同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包含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尽管当时并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但这三位朋友之间的许多通信中都有关于“我们的党”
的讨论。
与此更加相关的是马克思在福格特（Vogt）事件期间写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h）——革命诗人和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信。
在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NeueRheiung）主编期间，弗莱里格拉特曾为该报写下许多**澎湃的诗篇。
后来，他像马克思当年一样生活在伦敦，在一家银行有一份“体面的”
工作。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自然主义者卡尔·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诽谤性的攻击和所谓马克思党（MarxParty）中，弗莱里格拉特竭尽全力逃避责任，拒绝为马克思在伦敦和柏林反对福格特的诉讼作证。
马克思用一种温和友好但又毫不妥协的语气使弗莱里格拉特相信，他对诽谤者（福格特）的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
。
因此，弗莱里格拉特很难继续保持旁观者的立场：
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你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
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
①
在保持同马克思的友谊的同时，弗莱里格拉特回复道，不管他对无产阶级事业尚有多少忠诚，他都认为自从同盟解体以后，自己对“党”
就再也没有任何义务了。
他解释说：“像一切诗人一样，我的本性是趋向自由的。
党就像是一个笼子，在它内部的鸣唱显然不如在外面自由，甚至对于趋向自由的党自身来说也是这样。
在参加同盟和为《新莱茵报》工作以前，我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和革命诗人!因此，我希望继续用我自己的翅膀去翱翔。
除了我自己，我不想属于任何事物。
我只想独自做我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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