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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发现,股份公司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生活的新时代的先兆,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为了说明这种发展,他用了蒲鲁东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一个词,即“工业封建主义”
(尽管他批判过蒲鲁东)。
同时,不管怎么说,他承认了股份公司的积极功效,因为“联合生产力”
显然比单个资本的成果具有更加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资本集中已经加速,并且,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中小阶级的衰败。
一种工业霸主形成了,它们的权力与它们的责任形成颠倒——它们只对它们的股份负责,打败整个资本社会……这种寡头的“指导委员会”
下面是社会代理和实际管理者的官僚集体,而在它们的下面是没有任何转变的巨大的和每天都在膨胀的工人阶级。
他们的依赖与无助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扩张而增加,但是他们也会随着其代表数量的增加而更具有危险性。
①
马克思1851~1586年分析政治事件的大量的报刊文章都充满了阶级、政党、国家权力的观点。
这暗示着,自1845年以来,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都是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研究。
他不断地回到那个主题上,不仅受瞬时的经济危机的激发,而且像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被反革命镇压,结果是埃斯帕特罗(Espartero)把土地留给了奥唐纳(ODonnell)]这样的政治事件也会激发他的灵感(《纽约论坛报》1856年8月18日)。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分不开的,正如离开了哲学就不能理解实践和历史的关系一样。
在1857年,如同在1845年,马克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
1859年,他在《序言》中重申了这一目的。
1.“经济学”
新起点
从1857年7月到1860年10月,由于没有财力支持,同时也不能为《纽约论坛报》写文章,马克思不得不效劳于美国的《百科全书》。
①这些细分的学术任务使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经济学”
。
这种思想产生于1857年美国和全球危机之时。
这场危机马克思已经等了七年。
恩格斯和他(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兴奋地与最新发生的事件并肩齐行:“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
②(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③“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
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
(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
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我备了三个大笔记本——英国、德国、法国……”
④(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
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消耗……白天。
我(只)剩下夜晚来做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病痛来(打扰)。
(我)还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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