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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选择穷尽了触及经验的所有路径。
这里有两种理解社会语境的方式,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
①,这是一个并不正确的开始,因为在实践当中,这些路径将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分析他们的构成要素。
与其诉诸更高层面的抽象,不如直接从最简单的构成要素开始,也就是说,从一些较为简单的关系,如劳动和劳动分工开始。
这后一种方式更具有优势,它的各个构成部分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由此它无须进一步的分析。
它由此将使我们通过对这些要素的重组而进一步重新构成一个具体的规定。
这些具体的规定由此具有双重作用:“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②
尽管马克思讨论的语境是在政治经济学当中,但我确信,这种方法论的讨论具有普遍性。
我们将其与其他术语关联起来,为了能够将社会语境理解为在经验中的规定以及可能就是经验本身,我们需要一些概念作为阐释的要素。
运用这些要素,我们重构了经验的内容,这些经验被视为包含着所有的概念,尽管概念是从这些经验中被延伸出来的。
由此,经验的知识将成为一个内在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将被预设为结果(terminusadquem),而被重构的世界已经作为起点(terminusaquo)预先存在了,这一点表现在知识的形成当中。
尽管这样的推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不常见,马克思也从未对此有清晰的表述,但马克思观点当中的认识论循环已经限定了经验知识所具有的力量。
这一隐性结论的推理以如下方式来重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所使用的阐释性的概念(explanatorycepts)可被界定为发达组织当中的简单关系。
就这一界定以及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而言,我们可以推论出马克思对知识的限定。
由此可见,如果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范畴是后天的,因此它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证实,那么我们不能通过使用这些范畴来获得知识。
正如几何学依赖于一些未经证明的原初定理一样,这些定理并不能通过使用来被证实,所以马克思认为理论知识本质上是思辨的,通过推理,我们不能获得完全的知识。
进一步说,理论知识的确对从社会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范畴有不可避免的依赖。
随着语境的变化,由之产生的范畴也应该发生变化。
经验不能屈从于无时间的真理,而真理是受到时间限制的。
相应地,尽管马克思赞同康德和黑格尔,即对经验的解释需要一个范畴框架的运用,但他更强调范畴框架的历史性变化,这一范畴框架的变化实际上描述了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一强调使其否认:任何超经验的阐释框架具有明晰性。
当我们对诸如费希特和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比较的时候,一个基本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都运用一系列解释原则来分析经验的条件,因此解释框架需要被详尽地阐发,以使经验获得理解,但这些解释框架绝不能先于或者通过经验被证明。
对于费希特和马克思来说,传统意义上富有确定性的知识不复存在了,因为认识论缺乏理论基础。
费希特与马克思由此站在柏拉图—笛卡尔传统的对立面,后者认为只有确定性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
进一步说,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拒斥某种无可辩驳的知识需要逃离哲学的传统概念,并转向某种实用主义。
费希特和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实用主义转向的推动者。
①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毋庸置疑,反笛卡尔的潮流正于当代思想当中蔓延,并实际地影响到了很多当代思想家,诸如,奎因、卡尔纳普、海德格尔以及晚期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或可被归入某种宽泛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就这一方面来说,费希特和马克思的思想对基础主义的拒斥可以被视为顺应了这种蔓延,但这些却未曾被觉察到。
在此讨论费希特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与当代哲学的关系等论题似乎已经有些偏离主题,但两者在元理论中的三个相似点以及他们对反基础主义的共同拒斥需要被提及。
第一,大多数哲学家都拒斥可能跌入恶的循环(circulusvitio-sus),从而拒斥认识论圆圈(epistemologicalcircularity),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在古希腊的思想中,亚里士多德①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立,认为知识与活动是不可分割的,并认为存在着某种实践活动,例如,吹笛子,我们需要某些只能源自活动本身的知识。
在某种不同的层面上说,认识论的循环对于黑格尔作为封闭的圆圈②的哲学科学来说至关重要。
与此相关,对于后胡塞尔的思潮而言,现象学的旨趣在于所谓解释学循环。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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