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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当然包含着多个方面，谢林的这种潜在影响只能算是其中之一，但却是促成其哲学发生方向性转变的关键要素之一，这种转向的实现最终意味着社会现实不再是如黑格尔一般在思想中把握的现实，而是从现实中（从客观的角度）来反观思想。
于是原本在和解意义上被理解的社会现实却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
而发现了“异化劳动”
。
在异化面前，社会现实与思想之间出现了非一致性。
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和基尔克果的攻击恰恰把黑格尔统一起来的东西给分开了；两个人都颠倒了他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②这种断裂使得我们在正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断裂缘何能够发生?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跨越式批判》中用事前与事后的区分来谈论这一问题。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事后式的研究意味着现实最终在观念中得以实现，从而能够完成现实与思想的和解和同一。
因此体系本身将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在此思想在现实中看到了自己的显现。
但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事前式的区分则是一个不能预知未来但能设定前提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种事前的视角，被柄谷行人视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所实现的“颠倒”
所特有的内涵，从而使得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指向注定是非封闭的，开放的。
这一指认极具启发意义，从客观的角度，从经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确实是一个设定前提，而非设定结果的事前思维，为马克思能够发现这种断裂获得了一个较好的说明。
只是在此将这种事前思维仅仅视为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还多少存在着一种跳跃感。
毕竟两者在运用这种事前思维的理论领域有着很大的差异，康德致力于知识学，而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两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中介，在我看来，这个中介就是费希特。
费希特对马克思的影响在学界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我们或可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讨论，但在此仅就本文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而言，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费希特强调的作为本源活动的自我所带有的实践性显然对于马克思诠释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二，也是在此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费希特的理论被黑格尔批判成的所谓“恶的无限性”
正是马克思打碎黑格尔封闭的理论体系的利器。
马克思的理论旨归恰恰需要在费希特的这种恶的无限性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费希特知识学的三个定理给出了系统的批判，由于黑格尔始终将费希特视为一个主观主义者，因此他有意避开对其影响深远的自我的实践性特质，而着力于批判费希特用非我限定自我的理论，因为这种限定恰恰构成了费希特与黑格尔自身最根本的理论差异。
在黑格尔看来，认定“自我是无限的，是能思维的，但却发见自己与一个非我相联系。
这是一个矛盾”
①。
而对于黑格尔来说，自我应该在他物中发现自我，而不是发现对自我的限制，在他物中发现了自我的自我就是自在而自觉的，就是达到了自由的绝对，而在费希特那里，这个他物的限制却是无法消除的，“我必须永远不断地扬弃那限制，永远无穷地向前超出那限制，因而陷于恶的无限性，并且永远不断地发现新的界限”
②。
与此相比，黑格尔的无限性却蕴含在“绝对”
当中。
因此这种无限性在“完成”
了的形态中获得了一种封闭性。
而费希特的恶的无限性所构筑的却是具有开放指向的，在其过程中，作为行动的自我（agent）需要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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