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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把真正历史的发展限定于西方，而马克思则把它限定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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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格尔把亚洲文化（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写入了他的历史哲学以及宗教与哲学的专门史之中，但他却仍然这样反复地强调，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讲，“东方精神”
并没有什么历史。
例如他在《哲学史》一书中指出：“在这里（即东方），思想完全是抽象的、实体的，没有进步，没有发展，更确切地说，现在与过去、与几千年前完全一样。
因此，它并不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毋宁说，它只是某种预备性的东西，我们不过简短地提及一下。”
[1]虽然在《世界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花了几次课的时间对亚洲帝国进行了介绍，但他也在这里强调，在这些国家中，“雕像般的永恒再现之物代替了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
[2]。
黑格尔认为，东方缺乏历史发展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在亚洲的这些专制政体中，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主体自由。
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意识）最早开始于希腊。
“在西方，我们立足于真正的哲学土壤之上”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这里才有客观的科学知识和可以辩证阐释的历史发展。
哲学是自由城邦的产物。
哪里有个人自由，哪里才能进行科学思考和哲学思索。
专制政体的“历史”
似乎还是自然史，因而它也可以像自然事件一样（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消亡流逝。
只有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觉地塑造它的共同体生活的地方，才会有作为发展进程的历史。
“这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它知道自己是自由的。
按照这种自我认识，它形成了它的世界、它的权利法规、习俗以及所有其他的生活。”
[3]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自由的希腊城邦出现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
在《法哲学》（在提及斯图尔的《论自然国家的没落》［柏林，1812年］一书之后）中，黑格尔把这些仿佛是史前的东方国家称为“自然国家”
，并任它们在对外的“原始的怒吼与破坏”
和“沉沦于衰弱和疲惫”
之间来回摆动。
[4]
黑格尔和马克思一致认为，真正的（进步的，在发展趋势上包括整个世界的）历史应限定在欧洲，正是以欧洲为出发点才有了全球范围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概述了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
理论，这种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缺失、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个人权利普遍无保障为特征，是一种极为静态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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