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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具有哪些卓越的意义，只能在这一联系中简略提及。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堪比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
正如康德把范畴表现为现实，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也把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和范畴当作出发点。
正如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辩证地进行了范畴的推演，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辩证的重建。
康德和李嘉图所接受的毋庸置疑的前提，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则显得疑窦重重。
那些仅仅为康德和李嘉图所“收集”
的内容，黑格尔与马克思则试图将其“推演”
出来。
当然，这二人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推演活动包含了一切现象性的现实，而在马克思那里，它却仅仅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整体——人类只是暂时地包含于其中，他们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自己从这个整体中解放出来。
“精神”
和“资本”
这两个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范畴）的结构相似性早已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反复使用的表述而变得清晰分明了。
例如，在第一卷第四章中，他就把价值称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
，“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
[26]。
在早期著作中，关于货币的论述是这样的，它是“一切事物的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
[27]。
黑格尔同样在《耶拿现实哲学》中对货币与精神进行了对比。
但在黑格尔那里，货币仅仅是商业活动的化身，而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货币是一般的物化形式，其中出现了基于分工的、只通过市场来调节的社会生产力。
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商业活动的标志，货币在存在等级结构的社会内部仍然是一种特殊物；在马克思那里，与已然形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相应，货币则是一种普遍物。
黑格尔写道：“商人的劳动是纯粹的交换……交换是运动，是精神，是中介，是摆脱使用与需求、劳动与直接性的解放。
这一运动……在这里就是物与活动；物分化为特殊的商品和抽象物、货币……于是，精神作为无私的内在性而在它的抽象中变成了对象。”
[28]由此，黑格尔不仅看到了货币与精神的结构相似性，而且还看到了精神的这一表现方式的特殊“缺陷”
。
但是他认为，有一种超然于“抽象精神”
之外的“具体精神”
，个人可以在这种具体精神中找到并实现他们的自由。
马克思把这种“具体精神”
驳斥为神秘的虚构，他以一种不再独立于感性的、现实的个人及其需要——像黑格尔式的国家（被黑格尔描述为理性国家的现实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那样——的社会形式中的、具体的（在费尔巴哈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所理解的具体）解放要求取代了具体精神。
与有关货币和精神的评论相联系，黑格尔也触及了市民社会的对抗与“精神的强硬——特殊性在其中完全被抛弃，不再有效，有的只是严格的法则”
。
这意味着，在商品关系领域中，人仅仅被视为一种抽象的附属物，被视为商品或商品劳动力的所有者，它的各种关系都由最为强硬的严格律令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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